集体采访这是第一次。
毛泽东高兴地和来访的外国记者合影。
聪明的共产党人，深知借助外国记者宣传自己革命的好处。斯诺第一次到来时，他长时间与毛泽东，与众多中共领导人交谈、游玩。他很幸运，因为此时的毛泽东正在寻找第一次向世界展现自己、展现红军形象的机会。他乐意与斯诺多次彻夜长谈。他甚至主动提出，向斯诺讲述自己的人生经历。这在他是惟一的一次。
史沫特莱、海伦、贝特兰、斯蒂尔都受到中共的特殊礼遇。
北京沦陷之后，贝特兰来到西安，他是躲在一辆八路军运粮卡车的米袋堆下面到的延安。
一到延安，他便接到邀请，在他到达后的第一个上午参加了抗日军政大学的毕业典礼。
他第一次见到了正在做报告的毛泽东。
他回忆说:
在此后的几个星期里，我在那个黄土峭壁上开出来的宽敞的窑洞居室里对毛泽东进行了一系列的采访。这些采访都是在夜间进行的，因为夜晚是他的最佳工作时间。他靠在一张折叠帆布躺椅上，阅读从前线或晋南军队总部不断发来的电报或无线电文。他会在每一份电文上草草写些批语，交给一个助手，然后回头来继续谈我书面向他提出的一长串问题。
毛泽东有时凝视着窗外的夜色，有时用手指轻轻抚摸自己高高的前额，有时敲敲下颚上那颗吉祥痣，在我看来他似乎是料事如神的圣贤和诸葛亮的化身。
毛泽东与贝特兰的谈话后来整理发表时，题为“和英国记者贝特兰的谈话”，注明日期是1937年10月25日。
比贝特兰早几个月来到延安的是拉铁摩尔一行人。
1937年6月初，他们从北京出发。为了避免被看出去延安的企图，他们假装是游客在旅行。他们没有乘火车直奔西安，而是首先北上山西到了太原，游玩一阵后，沿另一条铁路南下，最后到了西安，后来转道去延安。
前往延安那天，他们没有退掉西安旅馆的房间，声称只是出去看一些陵墓。
来到延安的拉铁摩尔，便敏感地有所发现:
使我吃惊的是，毛竟然愿意接连花上数小时与几个素不相识的美国人交谈。他们曾说过要写关于中共的东西，但毛不知道他们是否胜任。他们提出的问题相当简单，但毛愿意实事求是地、以最简单的术语同他们交谈……由于曾做过记者，我的印象是，这些中共代言人肯定懂得怎样谈话才能使美国报纸有利地引述他们的言论。他们非常聪明，知道自己的经历将吸引全世界的反帝人士。他们让自己的故事显得朴实无华，防止会见者弄错或夸大其词，尽最大努力使其具有吸引力。他们知道即便有某些差错，任何关于中共的故事注定对他们利大于弊。换句话说，在那种情况下，任何宣传都是有益的。因此他们表现出无限的耐心。
3
与雾气浓重天空阴郁的重庆相比，延安在来访的外国记者面前呈现出另外一种景象。辽阔的高原，天气干爽，阳光强烈，这让他们感到舒畅。
斯坦这样写他的延安印象:
延安像个农村，安逸而纯洁。与其说它是中共的军政中心，毋宁说它好像是中世纪一所学院的校园。
太阳在半荒芜的、但是特别吸引人的大地上奏起一曲宁静而欢快、反映乡村和谐的乐章。
前面就是共产党总部杨家岭:这里有一所石建的宏大的大礼堂，墙上与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并排挂着罗斯福、丘吉尔和蒋介石的像。
更重要的是，来到延安的外国记者，在这里感到非常自在。处在在野党地位的共产党人之间，不存在那种官场惯有的繁文缛节和使人疏远的客套。
1937年史沫特莱在延安时，曾看到一个来访的外国人好奇地问红军怎样过他们的性生活。红军领袖们解释道:人固然有性的欲求，但是红军努力把士兵们的精力吸引到从起床到熄灯安排得十分紧凑的军事训练和各种文化活动中去。
来访的瑞士摄影记者博斯哈德问史沫特莱:“红军是否向士兵供应避孕套以防传染性病?”
他们对一切都感兴趣。
把跳舞引进延安，是史沫特莱的一大贡献。
史沫特莱选择位于城郊的一个被废弃的基督教教堂办起了跳舞训练班。在这片贫瘠之地上，她挑选的音乐是一些方形舞的老唱片，她还用上了手摇留声机。毛泽东和其他一些领导人在入夜时分来到这里上课，教他们的是史沫特莱和她的翻译、上海来的演员吴丽丽(音译)。
史沫特莱曾生动描述了学习跳舞的中共领导人的舞姿和性格:
在延安一次高级军事将领会议期间，我曾试图教他们中间一些人跳舞。他们的反应富有启示意味。朱德是个希望能学会世界上一切事情的人，从不让自尊心妨碍他作这种努力，他配合我作出了最初的示范。跟上来的是周恩来，但是他像是个研究数学问题的学者。彭德怀宁愿作壁上观，而不愿挪动一条腿;他是和革命结了婚的。贺龙，简直是节奏的化身，不在那活动的砖块铺砌的场地上从一头跳到另一头就无法控制住他自己。我在延安妇女界博得一种很坏的名声，她们认为我在败坏红军的风气。这种名声变得坏到使我有一次拒绝再给朱德上舞蹈课。他却反驳我道:“我反封建反了整整一生，现在也不打算罢休!”于是我站起来，以民主的名义又教了他一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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