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人得道，鸡犬升天”，这句形象概括封建官场裙带关系盛行的成语，而今可以说被王昭耀演绎得淋漓尽致。“王氏权力家族”之所以能在当地逍遥十余年之久，我看至少折射出当下官场普遍存在的两个不容忽视的问题。
一是党管干部成了主政官员说了算。在一些地方，干部选拔任用机制形同虚设，组织部门对拟用干部的考察仅仅是走个程序，用谁或不用谁，最终都由主管领导一锤定音。杨枫从政之初其所以可以“坐火箭”，从一名普通教师升任市气象局局长，关键在于王昭耀当时是分管气象的副省长。后来，王昭耀被任命为分管政法、农业和计生工作的省委副书记，成了当地权倾一时的“政坛大佬”。此时，他要继续“培养”一下自己的两个小舅子，估计只须让秘书给组织部门打个招呼也就成了。谁敢不给省委副书记面子?
二是不排除相关部门主动“培养”高官亲属的可能。尽管从报道的情况来看，“安徽第一权力家族”是由王昭耀在其妻子鼓动之下构建的。但仅凭直觉，我以为作为省委副书记，公开伸手为妻儿要官的可能性似手并不太大，而且他也大可不必为此操心。一般来说，相关部门为间接讨好堂堂的王大书记，为其妻儿封官许愿的几率或许反而要高一些。事实上，无论哪个中央部委和省市，省部级高官的妻子、儿女，不管工作能力如何，只要是国家公务人员，没挂处级头衔的恐怕不会太多。
王昭耀“权力家族”的崩溃缘于包括他本人在内的家族成员涉嫌经济犯罪，而非事发于用人上的腐败。这就更让人顿生杞忧：以家族成员为中心的官场利益集体，由于上下都有照应，其腐败能量是不是更大?如此非程序“近亲繁殖”将对整个政治生态产生何等恶劣的影响?为此，建议中央相关部门对省部级高官及其配偶直接亲属的任职情况进行一次全面调查，看看其中还有多少王昭耀式的“权力家族”。
利用权力谋取私利，这就是当政者的权势腐败。在这些被查处的家族腐败案中，显而易见的一个共同点是“老子当政，儿子捞钱”，并默契的用各种方式将黑钱洗白。这种“衙内现象”也是我国在社会转型期一种常见的腐败形式。
为何说是当政者的权势腐败繁衍了家族腐败呢?
一是权势是家族腐败的前提。离开了权势，就无所谓家族腐败之说。
二是家族腐败是权势腐败的一种变异。通过家族腐败实现权钱交易，是权势腐败掷出的障眼法，目的是为了“曲线救国”。当诱人的利益出现在家庭成员面前时，我们更没见到有哪个贪官污吏有过止于法纪底线的行为。
三是权势腐败助长家族成员腐败。
既然是贪官，当然是要贪财的，贪官的钱财是其拿鲜血和生命的代价换取的。情妇压榨贪官，贪官压榨百姓，最终被压榨干了的到底是谁的“血”?
当个清官是很难的，物欲不但要诱惑官员本人，而且还时时在诱惑着官员的家人，一不留神，就有人利用这种物欲达到自己的目的。
中国的官太太大致分为两类：一类是把男人搞得身心疲惫的野心家;另一类完全没有野心的家庭妇女。
官员的夫人往往比官员本人更具有杀伤力。要得到领导的器重，必须先得到领导夫人的赏识。
12.12 关于秘书腐败问题
秘书是个什么官?无非写写划划、收收发发，替领导服务的“书记员”，本无权插手领导事务。但由于是领导身边人中的贴心人，不是保姆胜似保姆，他的职权往往超越“书记员”的范围，他的能量往往因领导高位而“高不可测”。民间早有“秘不在书，而在重权;位虽不高，却很受用”的说法。说白了，如果领导是虎，那么，有鬼的秘书就是狐。这里有两种情形：一是狐假虎威，假虎威狐;二是虎助狐威，狐威如虎。
秘书问题实质上是领导问题，“一把手”问题。众所周知，作为机关单位，都有一套管人的规章制度，作为党员干部，也早有一系列监督制约党员的党纪党规。但为何执行不力，有禁不止，甚至形同虚设，让秘书们“不务正业”干预领导事务、中饱私囊且“前腐后继”，对秘书这类“身边人”的失控，往往不在制度缺陷，而在背后“一把手”有意无意的庇护。因此，人们对监督秘书和秘书长一类“身边人”的追问，往往转化为谁来监督“一把手”的追问。而对“一把手”的监督是个大问题和难点。对“一把手”的监督问题，实质上是如何对权力运行进行有效制约和监督的问题。
秘书是干什么的?“秘书”是掌管文书并协助机关或部门负责人处理日常工作的人员。因此，秘书角色与警卫、司机一样，应当是“职员”，而不是“官员”。但长期以来，人们官、职不分，加上实际工作需要，领导将其权力的一部分或临时、或较长期地交给秘书等“身边人”运作，这就给他们“窃权”提供了机会。
从我国官吏制度的演变来看，秘书角色由官员逐渐向职员演变。然而，我国秘书的角色仍然是“官”“职”不分，社会、领导包括秘书自己都把秘书视为官，而且是更实用的“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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