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已经公开的案件看，秘书腐败犯罪的前提大多是分享和递延了领导的权力。有腐败高官，身边人往往就有腐败秘书。互相牵涉的事实证明秘书已经与为其服务的领导形成了权力链条、腐败链条。这样的利益联盟一损俱损、一荣俱荣，容不得出现一个缺口。这决定了领导和秘书两者必定互相利用，互相保护，没有特殊的时机和证据，绝难查处。而一旦查处，往往就是惊天大案，甚至足以瘫痪一个部门或者一级政府。
以与领导的关系分类，秘书大约可以分为五种角色：文秘角色、智囊角色、经纪人角色、养子角色和黑帮角色。除了第一种角色外，后面四种都足以使秘书分享领导的权力，而不必等领导的授权，其中尤其以、智囊和经纪人角色为甚。
文秘角色：这应该是秘书最原始、最本分的角色，主要是分担领导的事务性工作，属于有感情的文件和工作日程安排处理机。如果秘书们都恪守这个角色，也就很少有腐败的可能。但在官员的秘书中，尤其是其主要秘书中，甘于文秘角色的似乎不多。在公开报道的企业领导人犯罪中，似乎很少有秘书被牵连进去，就是因为企业的秘书一般都局限于文秘的角色，除了女秘书有可能与老板发生绯闻外，一般很少有参与决策的机会。
智囊角色：这是领导的主要秘书所承担的角色，一般都获得了领导的青睐，被授权为领导决策作参谋。这是中国大大小小的秘书们最看重的角色，也是一些官员最愿意巴结的角色，更是少数商人最想收买的角色。因为大大小小的决策，一旦过不了智囊式秘书这一关，也就很难过得了领导的关。相反，在领导那里难以过关的决策，却可以通过智囊式秘书条陈利害，而得以过关。
智囊角色其实是秘书最难当的角色，主要是分寸的把握。单纯陈述实情，客观分析各方观点，直言利弊，于公于私，都是最好的秘书。但这取决于领导是否愿意听真话，为人民办实事，否则再优秀的秘书都难以获得领导的信任。智囊式秘书如果一味揣摩领导意图，看领导眼色行事，摸透了领导的脾气和心事，就可能诱导领导的决策，最终代替领导决策，成为事实上的“二书记”。这时候，领导和秘书都离腐败不远了。李真在河北就被称为“二书记”，能够叫谁上谁就上，显然是分享了省委书记程维高的决策权。
经纪人角色：这是所有腐败秘书共同的角色，也是社会舆论最为反感的秘书角色。此类秘书又分为两种情况。一种是与腐败的领导狼狈为奸，做腐败领导搞权钱交易的中介人，从而自己获得“腐败中介费”。一种是利用领导的昏庸或腐败，瞒过领导，私下出售权力。多数腐败的秘书是两种情况兼而有之，李真是其典型。
养子式秘书大多具有政治上的“抚养关系”。秘书获得领导的栽培而高升，高升后的秘书又会报答领导的栽培之恩。秘书跟定一个领导，就可能终身效忠于他，再彼此扩展，最终形成有政治血缘关系的权力同盟。主要领导不倒台，这个权力同盟就稳如泰山。
黑帮角色：这类角色的秘书在公开报道中很少见，在影视剧中常见。他们或者与黑帮勾结，从领导那里收买权力;或者掌握了领导的腐败证据，利用隐私来讹诈领导，获得权力。李真案发后长达数月不承认犯罪，就是等待程维高的救护，因为李真掌握太多的秘密，程维高不救他，程维高也得完蛋。多数腐败联盟刚被调查时能够牢固地互相保护，就是因为陷入了连环讹诈的关系，不能不一致对外。但只要打开缺口，他们就变成了狗咬狗的关系，破案势如破竹。
秘书得以分享和乱用领导的权力，说到底，还是对领导的权力缺乏约束，使得他能轻易将权力送人。在部分腐败的领导那里，权力本来就是个人掌握的稀缺资源，他愿意送给谁就送给谁，愿意买给谁就买给谁，与党和政府无关，更与人民的利益无关。他们认为自己的权力是自己从上级那里争取的，只该感谢领导，不必接受党委和群众的监督。
领导者决策能力的低下、专业知识的缺乏和个人品德的下降，都使部分领导越来越倚重秘书、司机和警卫等身边人。这时秘书干政和秘书弄权就不可避免。许多领导所听汇报都是秘书筛选过的内容，所做报告都是都在念秘书写好的稿子，检查工作走的是秘书和基层官员安排好的路线。
秘书在政治生活中有重要地位。因为在政治机器的运行中，政治人物面对的公众是不确定的，工作对象复杂化、多样化的特征直接决定了要更好地行使公务人员的服务职能很大程度上必须依赖于秘书这样一个角色。
秘书身上赋予了两种权力：一种是由上演化而来的权力，也可以看成是决策权的延伸;另一种是由下派生出的权力，这是由于秘书处于核心权力与实施对象之间的关口，往往成为在某一个权力体系中间接近“权力核心”的必经通道。前者是一种显性权力，后者是一种隐性权力，而在缺乏透明度的权力体系和政治生活中，秘书运作权力时的“隐蔽性”被各个方面看好。
秘书腐败已经成为中国官僚腐败的一个重要特色;秘书现象说到底还是领导现象;秘书的腐败实质上是领导干部的吏治腐败。腐败总是与权力相拌相生，绝对的权力导致绝对的腐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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