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治社会下，任何一级政府都要依照法律赋予的权限行使行政管理职责，公开、透明、依法行政是最基本的准则。由于掌握公共权力，政府如果不依法行政而是利用手中的权力谋取利益，其危害性更大。
现实生活中有诸多政府行政行为明显侵犯了公民利益却长期得不到纠正的现象。有效治理这种行政权力的“乱作为”，一方面可以通过严肃党纪与政纪，切实实现依法治政;另一方面，从公民社会监督的角度，提起公益诉讼应该是一种非常有效的方式。
所谓公益诉讼，是指任何公民、社会团体、国家机关为了社会公共利益，可以以自己的名义，向国家司法机关提起诉讼。简单的说，“公益诉讼”就是消费者试图以个人的抗争，去捍卫全体消费者的权益。
在中国，公益诉讼的力量正在逐渐显现，“小人物”的“大行动”令垄断行业和政府部门开始悄悄地改正着自己不由分说的霸王行为。民间的公益诉讼虽然社会影响有限，但有识之士的政治职责与社会责任已经觉醒，并正在形成一种民间力量，在中国的民主法治进程中贡献力量。
普通老百姓与垄断行业和政府部门对簿公堂，其强大的社会影响将唤起更多的人为维护自身权益而战;同时也让弱势群体的维权行动得到了走起码的尊重。只有让所有既存事物在理性的法庭面前接受审判，才能决定其是否有权利继续生存下来。而公众无疑将成为理性法庭中最公正的法官，公众维权的勇气无疑将成为对所有不合理现象启动审判程序最坚实的原动力。
法律在尊重和保护公民的同时，不应该忽视对社会公共利益的关注，而保护社会公共利益，则需要尊重言论自由、新闻自由等宪法权利以保护公众的知情权。从法律上对公共人物与普通人的区别对待，以达成舆论监督和文化批评的合理空间，恰恰体现了“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基本原则。
公益诉讼的意义并不在于官司的胜败，而在于诉讼本身，胜诉了可以树立人民对法律的信心，败诉了可以暴露问题的根源所在。公益诉讼挑战的往往是握有实权的政府机关，它蕴含着“公共权力必须接受人民监督”的价值理念。一个开明的政府理应倾听民声，吸纳民意，方能在宪政的轨道中健康运行。在公益诉讼的法庭上，行政机关必须倾听民众的批评，回答民众的异议，并最终接受司法的裁决。从目前的中国国情看，公益诉讼不仅已逐渐成长为一柄制约公共权力的有力武器，而且也为民众有序参与公共事务开辟了一条快捷途径。
公益诉讼，也是提升公民权利观念、民主观念的原动力。所谓权利，其重要前提就在于时刻准备着主张权利，如果人人都不主张权利，那么权利只能永远停留在纸面上。常常听到国人抱怨法律的软弱，孰不知法律之所以“软弱”是因为当法律被践踏时，很多人选择了沉默和忍耐。如果有人勇敢地走上法庭，让法律开口说话，扭转某些不合理的现象，法律就会让我们每个人感受到神圣的力量。公益诉讼超越一己之利，为公益寻求司法救济，以私权的形式来维护公共利益，折射的正是公民理性维权意识的觉醒。
旨在捍卫公共利益的公益诉讼，闪耀着民主的精神，标示着法治的进步，追寻着“监督制约公共权力”的人类理想。然而，起源于罗马法的公益诉讼尽管源渊流长，但我国至今尚未建立起完善的公益诉讼制度，公益诉讼的实践因此步履艰难，频频遭遇立案难、诉讼结果不理想等诸多坎坷，以致一些不合理现象继续大行其道，而民众却无可奈何，公民难以有效实现对公共权力的监督权。
在现代民主法治社会，合法权利的实现必定以司法救济为后盾，而消除社会弊端的终极手段则离不开诉讼
所谓公益诉讼，顾名思义是指为了维护国家和社会公共利益而提起的诉讼。大量的公益诉讼案件是由检察机关提起的。
中国已经提出建设法治政府的基本目标，温家宝总理有一句精辟的格言概括了“法治”的含义：治国者须先受治于法。所谓“宪政”，就是以法律界定、约束、审查政府之权力。法治是宪政的骨干;即使有言论自由，有民主选举，而如果没有法治，宪政就仍然是一句空话。而法治有很多构成要件，比如独立而公正的司法体系，合乎天理人情的法律。而它的基础则是一个信仰正义的法律人共同体。
中国受苏联影响，长期以来认为法律是统治阶级实行专政的工具，人民只能恐惧和逃避这样的法律。今天依然可以看到不少的这样的法律观之痕迹。现在情况在发生变化，不少法律已经显示出保障人民自由与权利的取向，司法体系也在一定程度上摆脱专政工具的形象，因而人民也开始逐渐改变对法律和司法的观念。另一方面，新的法律人共同体在缓慢形成。尽管司法腐败、律师腐败、法学家腐败的案件所在多有，但法律人的良知也并没有被这个时代的道德堕落完全吞没。公益律师就是其中的亮点。
一是他们通过自己的努力创制法律。他们与一批法学家积极参与立法，改变了长期存在的“部门立法”的“立法腐败”现象，将尽可能多的正义观念注入到立法中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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