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历来是权比法大。
官员杀人与政治生命
没有必要也实在没有精力列举近几年听过的官员杀人案件。一个官员，既然到了要雇凶杀人，乃至在“亲自视察”、“亲自吃饭”之外还要“亲自举起屠刀”的境地，肯定有其情非得已之处。被官员动用杀人手段而除之的，既有情妇、二奶、正妻，这一类与官员的关系可以算是“私人关系”;也有同事、上司、下属，这一类人与官员的关系是工作关系;还有举报人被官员杀害的案例。
也许，每一个具体的案件中，“情非得已”的因素都是各不相同的，二奶缠着要正娶啊，正妻发狠要告发啊，上司挡道不能提拔啊，下属不服手中又捏了把柄啊，可以说，这些因素没有一个是威胁到了生命安全的，但这些并不要命的因素又足以让官员杀心顿起。显然，这些杀人的官员所要捍卫的是自己生命之外而又可以与生命相当的东西，这个东西是什么呢?是“政治生命”。
这些官员“政治生命”的价值，超过了他人的生命，以致一旦受到威胁，就要让他人付出生命。他们一定要继续在政治舞台上表演和不断升迁的位置，以致为此而不惜杀人。固然，这些人都被认定为犯罪，但在我看来，他们为权力而使出的手段，与王朝时代的人们经常会被“犯上作乱”而杀头，是具有某种相似性的，不同的只在于王朝中的人们因影响他人政治生命而掉脑袋，乃是遭受到了“王法”，而这些官员的杀人是个人行为。但从中仍然可以使人看到，在权力可以搞定一切的条件下，“政治生命”确实会成为你死我活的斗争。
这里，我想到了尼克松先生，他的“政治生命”毫无疑问是被人为终结的，不过在那个斗争中，倒也没有什么腥风血雨，政权对破坏其“政治生命”者无法约束，甚至积极推进调查，尼克松个人也没有采取任何行动。他是否动过杀人之想，没有人知道，起码没有任何人为他的“政治生命”的终结而付出性命。
当然，我并不夸张地认为，官员为了其“政治生命”的延续，总是会使出杀手。我很客观地看到，更多的官员在维护其政治生命的过程中，采取了低三下四的姿态。化名“小妹”或者任何一个女性气息浓厚的名字，广发信函，请求官员的帮助，只要暗示一下“你不会愿意我们的事情让别人知道吧”，往往就可以坐等汇款的到来。山东济宁市副市长李信先生更是以其下跪行为，显示了他对“政治生命”的无限珍惜。当官员下跪的时候，舆论是怎样评说的呢?认为这些人毫无人格，丑态百出，成了软蛋。我想，倘若他们有了丑行，只是变成软蛋，倒也还算是人性尚存了。倘若他们都像杨国瞿等人那样，丑行眼看败露，不仅不变成软蛋，反而杀心大作，那才更加可怕。
官员之间的残杀，留下一个个血写的问号:拥有一官半职，难道比拥有生命还重要?在正常人眼中，这是无法理喻的问题，而在扭曲的“官性”那里，这却是最自然不过的逻辑——视官如命，何妨取人性命。“官性”之异于人性，在于把做官当作最高追求，一切为了做官，做官就有一切，荣华富贵系于此，身家性命系于此，官职自然就比生命还重;为求做官、保官、升官，就可以挖空心思，就可以不择手段，甚至不惜以命相搏。“官性”何以异于人性?说穿了，“官性”就是对人性的泯灭。而这一切，都是“官本位”社会的必然现象。
“官官相护”和“官官相杀
中国官场有两种现象根深蒂固，一种是“官官相护”。老百姓告状的，只要告的是官，没准就碰到他的保护伞──另一个官，牵一发而动全身，你仿佛身陷罗网中的蚂蚁，到处是官气、官威、官脸，整得你不死也得脱层皮。无怪乎，中国老百姓说，打死也不告官，告了也白告。另一种现象就是当下慢慢兴盛起来的“官官相杀”。
略略浏览一下10月份的报纸，便会发现两例“官官相杀”：
10月11日本地的《华商报》报导，西安市临潼区马额镇原党委书记郭天京持刀将时任该区药监局局长的寇胜法刺死。10月8日，此案经西安市中级人民法院公开审理，作出一审判决：郭天京被判处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赔偿死者家属14万余元。郭之所以杀死寇胜法，原因就是平时对自己不满。
10月13日黑龙江的一份报纸报导，在黑龙江省齐齐哈尔市长青乡3月22日晚，乡教育办公室27岁的副主任付殿忠，为了早些得到升迁机会，雇佣杀手谋杀乡教办主任孙纯才、吴景学，因为他俩离退休年龄太远。
这仅仅是官官相杀之一斑。翻开前几年的纪录，更是触目惊心：广东省阳春市财贸办副主任林启菊，“很不习惯”市长曾威斌的领导方式，感觉他老是“刁难”自己，了解到原副市长杨启周与曾市长之间积怨颇深，便找到杨启周，相约除掉曾威斌。1997年3月，杨启周与林启菊雇用杀手，50万元买曾威斌的人头。1997年4月16日，福建省环保局副局长杨锦生为谋取正局长之职，花3万元雇用黑社会势力，用浓硫酸将环保局局长杨明奕烧成重伤。2000年3月22日，齐齐哈尔市富拉尔基区长青乡教育办副主任付殿忠策划谋杀了主任孙纯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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