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0年1月，广西壮族自治区检察院南宁分院就隆安县原副县长李绍武为保官杀人，向南宁地区中级人民法院提起公诉。李绍武的朋友杨丛“下海”办公司，李绍武加盟其中。后因利益分配不均，杨丛扬言要去法院告李绍武，搞臭他，让他当不了官。因县政府快要换届，李绍武很害怕，伙同他人用36万元雇请5个杀手，于1998年8月25日将杨丛置于死地……
“官官相护”是中国官场历来的恶习，“官官相杀”从表面上看和“官官相护”相反，但其本质却是一样的，也同样是中国官场的恶习。“官官相杀”在中国实际上源远流长。春秋战国，你整我，我整你。历朝历代更是变本加厉，各官员们使出浑身解数，相互坑害。共产党统治中国后，更是把这变成了一门艺术──斗争斗争再斗争，上至高层，下至基层官员，一派腥风血雨。不过，过去的“官官相杀”多少还是有点文明，属于文斗和权力角逐的范畴。而如今竟然发展到雇佣黑社会，使用卑鄙手段，则有点闻所未闻，见所未见，似乎已经超出了官场的游戏规则，有点丧心病狂了，太赤裸裸了。口口声声称自己是人民公仆的中国为官者，一下子“凶”形毕露，变成了一个凶神恶煞的“刀客”、“刽子手”?这到底是什么原因呢?
第十七章 官与经济
17.1 官与经济
经济重来就不是孤立的经济，从来就是政治的表现。所以有关经济发展一直是比较敏感的问题，争论也很大，要么不谈，要谈的话，事先一定要把住领导的脉搏，一定要了解最新的最近的信息。
计划经济有这样几个基本特征：
一是在宏观经济领域，行政控制经济，排斥市场作用;二是在微观经济领域，扶持国有企业，消灭民营企业;三是在发展战略领域，重工业优先发展;四是在收入分配领域，批判按劳分配，搞绝对平均主义;五是在意识形态领域，全面批判西方经济学，全党学习苏联的《政治经济学》。
计划经济是一种体制。在这种体制下，政府管理经济是一竿子插到底，既管宏观又管企业;市场经济则不同，政府调控是宏观调控制，政府只调节市场，由市场引导企业。我们抛弃计划经济，也不是反对企业有计划。计划经济与计划是两码事，切不可张冠李戴，更不能把企业计划的重要性当作否定市场取向改革的借口。
彻底的市场经济是无耻的，有的只是利益搏弈。在这种搏弈中，双方都有权去寻找自身利益的最大化，关键看双方有没有利益共同点、彼此利益重合的地方有多大，以及搏弈双方的处境和力量对比。如果双方的利益非常一致，或者重合的地方很多，且双方处境相当，那么，搏弈的结果就会趋向均衡，这种均衡对双方来说，都是“两利相权取其重，两害相权取其轻”的结果。
经济学里有句名言：资本是有嗅觉的。只要有利益的地方，资本总能知道，并且千方百计地进去获取利润。很多地方的房地产是当地重要的经济支柱，房地产的价格不断上涨，很大程度上是地方政府为了经济增长而人为提升的结果。
有的人政治嗅觉相当敏感，要是事先被他嗅出了什么味道，他就会立刻采取措施，变被动为主动。所以，高手往往不从政治上入手，而是从经济上入手，使对手疏忽大意，以为只要自己政治上不出问题，就不会有问题。但他忘了一点，有时侯政治也会以经济的面貌出来，这就要犯错误、吃大亏、栽筋斗。
在过去的许多年里，一个重要的、流行的理念是“算政治帐”，于是导致了很多违反基本经济规律的荒唐和严重的浪费。如今是一个“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年代，算帐的方法似乎完全被颠倒了过来，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用经济帐掩盖政治帐和道德帐。
中国的特色之一，就是政治话语在经济生活中依然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
中国商场上的权力和金钱是紧密结合的，表面看起来好象遍地都是生意，其实真正的资源只掌握在少数人手里。
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不能不惜一切代价，如果不惜一切代价，这个代价太高。
从经济力量的角度看，资本的话语权越来越不容忽视，商业价值、社会价值、权力价值之间的制衡与互动机制已经体现。
一味追求效率的结果，就好象以最快的速度爬上梯子，然后发现架错了墙。
公有制在名义上是人人所有，实际上是人人都没有。这就造成人人都想占有这种现象的滋生。
试点推广模式是中国改革经验的金科玉律之一。改革开放的许多难题都是通过试点、试验田、特区逐步解决的。试点模式一般被认为稳妥郑重。但是，试点思维本质上不过是计划经济与中央集权的产物。
以经济建设为中心，领导单纯当干部不搞经济不行，出不了政绩;知识分子单纯搞学问也不行，财力、物力不支持，出不了成果。只有领导与学者相结合、学问与权力相结合，才能如鱼得水、如虎添翼。
市场经济的核心，其实就是两个字：一个是“买”字，一个是“卖”字;在市场经济的天平上，包括人，都是可以卖的。
垄断霸王的巨额利润，实际上就是每个老百姓的生活成本。竞争格局只是一种伪市场化的表象，背后的“利益同盟”才是垄断的本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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