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外，权力腐败与商业腐败的性质也截然不同。前者是一种政治性腐败，它危害的是执政之基。与权力腐败的斗争关系到执政党和国家的生死存亡。商业腐败则属于经济领域的腐败，其破坏性主要集中在危害市场经济秩序。
倘若把权力腐败定义为社会腐败的最高等级，那么商业腐败则属于社会的“亚腐败”。此外，权力腐败与商业腐败虽然互为作用，但权力腐败却是商业腐败的源头所在。打击商业贿赂采用目前这种运动式的手段并非全无必要，其必要性首先在于它还符合中国国情，但运动式的打击只治标不治本;若要治本，首先要治权力腐败这个社会腐败的总源头。
对权力滥用和商业贿赂犯罪的治理与控制，是一个全球性的研究课题和实践难题。特别是在发展中国家，权力腐败与公务、商业领域中的“权钱交易”、职务犯罪，更是社会公众普遍关心的焦点问题。
官员腐败呈现出“前腐后继”的态势，通过司法惩治职务犯罪行为的正向功能尚未充分、有效地发挥出来，我们在权力的分散配置和制约机制上还存在着一些漏洞和缺陷。
从现实情况看，在当前，中国商业贿赂案件又出现了高发态势，并与传统的国家工作人员职务犯罪形成交织状况，犯罪领域在重点行业突现的同时，开始呈现出普遍化的发展态势。贿赂手段的多样化和行为方式的连续性、隐蔽性及相关性，都表明治理此类犯罪活动的形势更加严峻。
商业贿赂是一种以获得商业交易机会为目的，在交易之外以回扣、促销费、劳务费、报销各种费用、提供境内外旅游等名义，直接或者间接付给或收授现金、实物和其他利益的不正当竞争行为。
商业贿赂基本涉及了所有公共行业，几乎无孔不入。商业贿赂强大的“收买力”不仅危害了民众的经济利益和社会的商业秩序，而可怕之处正在于，商业贿赂已经从以往的官员腐败、权力寻租，发展成整个社会范围内的“职业寻租”，每个人都希望利用自己的职位，找到不正当的收入来源。商业贿赂、职位寻租已经变成社会的“潜规则”，深深侵蚀着社会经济的各个环节，甚至正常可以办成的事、可以做成的交易，人们也得送点好处才心安，否则总觉得“心里没底”。
腐败的“权力期权化”则是指在官场腐败中将“期权”引进了“有钱人”和“有权人”之间进行钱权交易之中，是权力场上的“期货交易”，“现货”交易少了，“期货”交易多了,权力拥有者已经非常得意地将自己掌握的公共权力作为对私有企业“放长线钓大鱼”进行“权力投资”的一种方式。并且有蔓延、发展的趋势。
商业贿赂实质上收买的是“权力”。商业贿赂的重灾区，个个都是权力垄断部门和经济决策部门。可以说，哪里涉及商业审批，哪里就有商业贿赂的“机会”;哪里有购销权，哪里就有商业受贿的可能。治理商业贿赂的根本是治“权”，要把重点放在查处公务人员利用行政权力收受贿赂的行为上，解决好“权力寻租”的问题。
有人深忧中国社会的诚信状况，而商业贿赂难辞其咎。商业贿赂收买的白仅仅是个体的道德操守，甚至收买了一个个行业、领域、部门的商业道德和政治道德。满载着脉脉温情的“红包”，在人情往来之中不动声色、轻而易举地颠覆了秩序、公平和操守;政府采购领域的商业贿赂败坏了政府的廉政形象，医药购销领域的商业贿赂危害了公共服务系统的诚信。。。。。。商业贿赂已经成为正义与公平的大敌。
那些商业贿赂的重灾区，之所以会出现权力寻租和商业贿赂行为，一个重要原因就是这些领域往往既是权力垄断部门，也是制度设计部门。于是，在防范权力寻租和商业贿赂以及进行权力约束和监管制度设计时，由于部门利益作祟，这些制度的弹性空间就比较大，或者是制度设计虽然完善，但执行力度的弹性却比较强。
商业贿赂由于手段的隐蔽性和专业性，给执法部门的执法造成困难主要在四个方面：
一是概念模糊。商业贿赂不是一项罪名，在过去的司法实践中，检察机关一直将其作为贿赂案件的一种普通类型对待。在目前情况下，应该对一般商业贿赂行为和商业贿赂犯罪的界限作出专门规定。
二是执法主体交错。按照法律法规，对于商业贿赂，检察院、公安局、法院、工商局、税务局、纪委和审计等部门都有调查乃至立案查处权，这种管理模式容易导致执法不力、打击不力，还可能贻误直肠子佳的侦察时机。
三是缺少侦察手段。贿赂案件多为“一对一”方式，商业贿赂更具隐蔽性和专业性，目前侦察手段单一，使侦破难度加大。
四是一些行业已经形成“潜规则”。这些“潜规则”在诸如医药购销、工程发包等不少领域都成了共同默认的“行规”，操作更加隐蔽，并且根深蒂固。
“商业贿赂”成为“权力腐败”的遮羞布
今年起，反商业贿赂这个词语开始频频见诸报章及官方讲话。
对于反商业贿赂，我举双手赞同。但我又注意到，商业贿赂、权力腐败及所导致的职务犯罪已开始在部分领导讲话及新闻报道中被混用和混淆，并且出现了用商业贿赂取代权力腐败和职务犯罪的倾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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