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者品读起于屈原迄于鲁迅的十八位文豪级的先贤，内心始终惴惴不安。
我能直接瞄准中国文人的生命冲动么?能提取他们的生命精华么?能把活生生的传统文化带到当下么?
而带到当下的前提是要辨认当下。
不知今焉知古?
文化先贤们挺有意思，一个个活得十分带劲。他们的生命形态、生存方式、生存向度值得研究。而用理性思维去把握生命冲动往往不得要领。也许非得动用直觉不可。直觉是理性感性未曾分割的混成态，具有原初性。直觉这东西难以捉摸，似乎只在它的投射之物中才显现出来。犹如运动员的敏捷身手，离开运动场则不能展示。静态的指标只能作参考。
人文领域，不宜作静态分析。
海德格尔在《形而上学是什么》一文中指出：“数学认识具有精确性之特征，而这种精确性并不就是严格性。向历史学提出精确性之要求，就会与精神科学的特殊严格性之观念相抵牾。”
精神科学的特殊严格性，尚待我们思考。有一点是明确的：决不能向精神科学提出精确性之要求。提这样的粗暴要求将导致精神科学的萎缩。
我有一些朋友常发疑问：为何活得那么精彩的那么多古人，到了课堂上就干瘪乏味了呢?历史课，语文课，乏味太多。
课堂上的模式化标准化，妨碍了中国传统文化的传播。
而由于历史的原因，古典文学的研究也存在着条条框框。
写古代人物，如果没有相似的价值取向或生命冲动，是要碰上故纸堆的。故纸堆它就像迷魂阵……
欧美的传记类作品是非常迷人的，几百年兴盛，为文化的传播、为文明的连续性作出了一份特殊的贡献。
我们尚须努力。汉语艺术为我们提供了精神家园，这家园中的宝物尚须清点。
冷静思考。热烈洞见。
华夏文明的进程中，也许“哲学”这棵万树之树长得不够根深叶茂，未能繁衍出西方式的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这可能是由汉语的特殊性所决定的。也许汉语更能诉诸直觉。也许汉语更能诉诸审美直觉。
孔孟之道统摄古代社会近两千年，而道统的阐释者传播者实践者都是广义上的文人。儒学史学文学老庄之学，以及稍后的佛学，常常在一个文人的身上融为一体。文人之所谓修身，是集合了诸多元素的向上运动。儒道释构成了文人-文官的完整的进退体系。用辩证的眼光看，退是进的退，包含诸多变式，比如以退为进(隐于江湖)或以进为退(吏隐);比如渊明式的干净利落的“退”，会在历史的张力中亮出潇洒。
文人都要去做官。做官的大都是文人。这恐怕在世界史上也十分罕见。这是华夏文明的特殊性。
古代社会的主流价值体系是由文人来提供的。这个体系的运行总的说来也是成功的，不然不会维系两千年之久。“五四运动”以来，对这一体系的质疑与解构，在今天看，可能是以“反运动”的方式归属于这一运动。孔子与鲁迅的对峙局面有望在更高的层面中得以融合。
差异构成历史的张力。差异却不是断裂。
今日和谐社会、和谐文化的战略指向乃是顺应了历史潮流。我们为此甚感欣慰。虽然前行之路从来就是坎坷不平。
我们的文化谱系是清晰的，清晰利于发力。我们的文化基因是优秀的，能反观自身、能眺望并吸收西方文明和其他文明。
“今天”赢得了历史性的高度。
走向未来的中国，传统文化的价值在这个历史性的高度上回归了。这多么值得欢庆。
回归将是全方位的，到处能听到传统文化价值重估的声音。我们的传统价值观正以各种形式输出国门去，不卑不亢，“来而不往非礼也”。而这种不卑不亢的平和心态，真是来之不易。
现在我回想童年时代对科学家和文学家的向往，感到蛮有趣：“向往”犹如种子，开出了几朵小花。我读着“咱们的古代”并且想入非非，觉得张飞或宋江远比眉山街头的行人来得更实在。上高中我开始偏科，数理化常常很难及格。这使我的逻辑思维成了问题。当哲思以胡思乱想的开端黑洞般吸引我，我宿命般转向了哲学，尤其是西方哲学，但是，读得艰难。通常花几年时间才靠近一本书。我领略了思想的密度、语言的密度。二十多年来我几乎不间断地爬着“西山”，老实说，这座“西哲之山”究竟有多高，我至今是不清楚的。更要命的是：我永远也不会清楚。不过爬山爬了多年，总算对高度有一点感觉。点点滴滴的靠近与快步走近，究竟是不同的。而在“西山”之上，我蓦然回首去打量“东山”，可能获得了异质性的瞬间印象。由这印象生发开去，火花般的瞬间喷射得以在书写中持存，显现出“东山”上的诸多景观。也许不乏新景观。
时代也不同了。历史形成的诸多遮蔽，在二十一世纪的今天正云开雾散。这一层，是可作专题研究的。
对古代人物“原初地看”，在今天成为可能。
历时一年半，我在编辑先生的高端催逼之下保持了强行军的态势。强行军拢集了三十余年的读、写、思。其实不用查太多资料：感觉和印象的紧急集合似乎更能扑向思索。这好比一场足球比赛，奔跑、迂回、盘带都是朝着临门一脚。冷思考获得了它的热效应。而由于现象学-生存论的环环相扣的指引，我对事物的固化倾向尽可能地保持警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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