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禺原名万家宝，“曹禺”这个笔名是由繁体“万”字上下一拆而来的。在我看来，曹禺一生也有截然分开的两段：那个携带着巨大才华的少年天才，在短短几年间接二连三写出他一生中最重要的剧作，如迅雷闪电震动中国文坛、剧坛;之后，这样的创作高潮在他个人生命中再也没有出现过。虽然“文革”结束后文坛呼唤老作家再创佳作，曹禺也一度抖擞精神，殚精竭虑地创作《王昭君》，但是终于没有迎来第二春。那个照片中英气勃勃的清华学生、才华横溢的青年剧作家，遁化为矮矮胖胖的、我在他木樨地寓所或北京医院病房见到的曹禺先生了——与曹禺先生握手，他的手绵软若无骨，让我心下一惊;告别时，起坐行动已不方便的曹禺先生，偏要挣扎起身，蹒跚到门口，垂手弯腰致恭送礼，这让我和同去的老编辑惶愧，再三阻止他不得，赶紧陪着此起彼伏地作揖鞠躬。心想这大剧作家礼贤下士竟若此，又想曹禺先生会不会是突然进入了某个戏剧情境中?因为记忆中去看望他几次，只有一次是这个样子，很有戏剧感。
20世纪90年代几次近距离接触曹禺先生，缘起于我所在的人民文学出版社要出版他的五个单行本《雷雨》、《日出》、《原野》、《北京人》、《蜕变》，后来又将前四个汇成一本“世界文库”丛书中的《曹禺戏剧选》。这次出版的特别之处是用30年代初版本为底本而弃用解放后经过删改的各种版本——这种为了跟上时代的删改在50年代一批老作家的旧作出版中相当普遍。而回到初版本，保留作品原貌，显然令曹禺先生满意，愉快地签下十年合同。
当然，初版本也有错漏，“手民”误植之处，我将编辑过程中看出的问题记下来，请曹禺先生定夺。曹禺先生摘下眼镜，举着书，距眼睛很近，认真看着，当场解决。所以这几个单行本可以说是以初版本为底本、经曹禺先生最终“钦定”的。记得《雷雨》中逼蘩漪喝药那场戏中有一句蘩漪的台词，“像疯子一样看着我”，我提出在“像”字后面似乎漏印了一个“看”字。曹禺先生仔细看上下文，同意添上了。也许是戏文触动了他，他突然焕发了神采，伸手快速搔了两下头发，说，那时候年轻，情绪上来拼命往下写，文字啊也来不及想，就是写、写……
那是唯一的瞬间，我在老年曹禺身上看到了《雷雨》时期的兴奋的、充满艺术家气质的曹禺。曹禺先生去世后，他的女儿万方写过一篇回忆父亲的文章，她以女儿和写作者双重的敏感追忆了曹禺努力要回到年轻时那种写作状态而不得的极度痛苦、不甘心!这使我蓦然想起那个青春焕发的瞬间。
且不说一个作家的创作力在自然状态下会持续多久，单从曹禺这一代作家一生经历的大背景看，解放前兵连祸结，解放后运动不断，能活下来就不易;而活下来的人，多半身心俱伤残。
“文革”中，曹禺剧作均被“批倒批臭”：《雷雨》是“美化资产阶级、污蔑劳动人民、宣扬阶级调和、阶级投降和资产阶级人性论”;《日出》是“人妖颠倒，是非混淆”;《原野》是“美化地主阶级、丑化农民”;《北京人》是“为没落封建地主阶级大唱挽歌”;《蜕变》是“为蒋贼树立记功碑”;《胆剑篇》是“为彭德怀鸣冤叫屈”……这些大批判“雄文”的论证套路是：先引用一段毛主席诗词或语录，然后以此为武器“分析批判”作品，最后得出关于作品、作者的结论——当然是政治结论。那时一切文艺都是政治。
贾先生收藏中就有这类“文革”时期报刊。一篇题为《响的什么雷?下的什么雨?》的文章，先引毛主席语录：“世上绝没有无缘无故的爱，也没有无缘无故的恨……”然后批判道：曹禺却为周朴园父子的虚伪的“爱情”戴上“通情达理”的假面具，“其用心完全是为了掩盖周朴园父子玩弄侮辱劳动妇女的反动本质。”曹禺“肉麻地吹捧”蘩漪——“一个精神空虚，思想堕落，性情变态的坏女人”——说她有火炽的热情，强悍的心，敢冲破一切桎梏，做一次困兽的搏斗;“什么火炽的热情?完全是资产阶级情欲的放纵。什么困兽的搏斗?无非是为了满足自己的情欲而不择手段地胡来。”曹禺还让工人鲁大海“把从资本家手中夺来的镇压工人运动的手枪，乖乖地还给周萍”，“这不是公开宣扬向阶级敌人缴枪投降又是什么?”这种咄咄逼人的文风，不由得令人联想到纳粹女导演里芬斯塔尔为希特勒所拍宣传片的某种美学风格。
此外，这类大批判文章还必与政治人物挂钩，如“揭露”、“中国赫鲁晓夫”(指刘少奇)50年代观看《雷雨》后一边拍手一边连声赞“深刻!很深刻!非常深刻!”又“揭露”曹禺在“无产阶级专政下”，“为掩饰《雷雨》的反动面目”，“企图把剧本中丑化工人和美化资本家过于露骨的词句和情节作些修改”，“二阎王周扬”得知后却“执意不肯”，下令“要保持原来的面目”——周扬的“反动”今天看倒是“懂行”;不过，事实是曹禺还是改动了剧本，连初版本中有基督教堂的“尾声”都删掉了。即便如此，《雷雨》还是“大毒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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