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志摩在北京，也不忘给在上海的陆小曼捎带北方果子，有时托人带葡萄，有时因中途耽搁而带不了，因为“葡萄是搁不了三天的”。就许诺带石榴，等到石榴成熟了，因为“糊重的东西要带，就得带真好的。乖!你候着吧，今天总叫你吃着就是。”甜言蜜语比水果还腻。有时也教训：“这回你知道了吧?每天贪吃杨梅荔枝，竟连嗓子都给吃扁了。一向擅场的戏也唱的不是味儿了。以后这还不听听话?凡事总得有个节制，不可太任性。”有时却又馋她，“杏子好吃，昨天自己爬树，采了吃，树头鲜，才叫美!”——也许他想通过北方水果把陆小曼勾引来北京。有时也发牢骚：“你一天就是吃，从起身到上床，到合眼，就是吃。也许你想芒果或是外国白果，倒要比想老爷更亲热更急。老爷只是一头牛，他的唯一用处是做工赚钱……”总之一对冤家。
外国水果进入中国，名字都加上“西”、“洋”或“番”。西红柿，又名洋柿子、番茄，这么普通大众的一红胖发亮(老舍的形容)的果子，集结了西、洋与番，竟也是舶来的。据老舍在《西红柿》一文中考证，在他小时候，西红柿的营养价值还不为国人所知，大小饭铺也没有拿西红柿做菜的，只是小孩拿着玩的。当时人们颇不习惯西红柿叶子上那股“青气味儿”，掀起青绿色的蒂，闻，还真有这味儿，于是乎“可怜的西红柿，果实是那么鲜丽，而被这个味儿给累住，像个有狐臭的美人。”
西红柿的转运，托了法国大菜馆的福，渐渐的中国馆子也有一道“番茄虾仁儿”了，老舍说，这是门牙挡不住文化侵略呀。30年代西医又宣传西红柿含维他命，要生吃才好，但当时据老舍观察，只有留洋的人及其子女才有能耐生啃一整个西红柿。
也有水果是我们这里叫A，西餐菜单上叫B，蒙得我们一愣一愣的，且价格不菲。最近我发现小时候常吃的灯笼果——碧绿或黄绿色，珍珠大小，薄皮下隐着灯笼撑子似的白色筋络，味道极酸，但酸得纯正——原来就是外国小说里常写到的“醋栗”。还有东北夏天用大叶子包着买的托芭——不知是哪两个字，抑或是满语?蒙古语?俄语?鲜红晶亮似玛瑙，细看，是极细碎的类似桑葚表面那样的粒子，每一点粒子都带着可以忽略的微芒，攒聚成一颗中空的剔透的小篓子似的果实，如桑葚大小，味道酸甜纯正，没有桑葚的药味儿，它就是国外的“树莓”。最近又有朋友相告，东北漫山遍野的野生嘟柿，其实就是超市里以小盒高价出售的蓝莓。不知确否。
“文革”时期，缺少吃食。童年的玩伴四处游荡，发现一种叫做“黑幽幽”或“天星星”的黑色、黄豆大小的野浆果可以吃，虽然有点草腥气，而且吃后嘴唇、牙齿就染黑了。也在罢园的地里摘过歪扭的小茄子，生吃，我也尝了，有铁腥味，但也有点甜。春天，榆树钱儿是孩子们的最爱，大把撸食，绝无残留农药;大人也更着起哄，撺掇小孩上树，撸一布兜，回家洗净了，撒点盐，就是一碟爽口小菜。那时人人胸前佩带毛主席像章，多是毛的头像，也有头像配“语录”的，如“为人民服务”等，稀奇一点的是夜光的。记得有一种是毛主席头像下供着一盘芒果，一小孩特馋，舔了一下像章上的芒果，热切地说：毛主席呀，给我一个芒果吃吧!
六千人在向阳湖
中国，湖北，咸宁，那里有个地方叫向阳湖。曾经，那里集结了六千文化人，其中有文联作协的，有故宫、荣宝斋、革博、历博、北图、中影的，有中华、商务、人民、文学等出版社和新华书店总店的，这些单位“一锅端”，下干校。做什么?从事体力劳动，进行思想改造。
若干年后，提到“干校”，也许需要做一番词语解释吧?说它是集中营，却没有铁丝网;说它是劳改农场，这里人也不是犯人，至少不是刑事犯;或者说是政治犯，却也不是——众所周知，1949年以后，中国的“政治犯”，比如丁玲，胡风，比如遇罗克，张志新，都关进监狱了;这里人要进行思想改造，并不是说他们曾有过什么大逆不道的独立思想，可怜他们真的没有，但是最高领袖断定：他们的思想、感情都与无产阶级隔着几层，所以必须把他们驱赶到中国社会最底层，让他们在体力劳动中脱胎换骨，获得无产阶级的思想意识。
其实，早在解放之初，针对知识分子，特别是从旧社会过来的知识分子，已经有过思想改造，所谓“脱裤子、割尾巴”，所谓“洗澡”——钱钟书的夫人、作家杨绛就根据自己和周围人的亲历创作了长篇小说《洗澡》。那一次运动大概要算是“和风细雨”了，所谓“如匪浣衣”，大约也没有洗干净，不然怎会有那么多“右派”向党“疯狂进攻”?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不搞行吗?思想改造要“触及灵魂”，要“灵魂深处闹革命”，还有什么“狠批私字一闪念”——人的潜意识都被管起来了。
但当时下放干校的人们，绝大多数甘心被管。他们满怀虔敬，下决心改造自己。陈乔，当时的中国历史博物馆副馆长，有诗云：“风雨棚中除四气，向阳湖畔过三关。”“四气”是阔气、暮气、官气、娇气，“三关”是思想政治观、劳动关、生活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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