离开北京、上火车前，他们排着队，打着红旗，到天安门广场，对着城楼上的毛主席画像举手宣誓——颇具仪式感，类似今天的行为艺术。谁说过的，中国文学太政治化，中国政治又太文学化。
仪式感也好，神圣庄严感也好，到了干校，听军宣队领导训话，心就凉了：你们现在好就好在没有打仗，如果打起仗来，先把你们拉出去枪毙几个再说，留你们干什么，留你们反党反人民哪!——这当然是针对干校中的“牛鬼蛇神”说的。
领袖说，凡有人群的地方都有左、中、右。在干校，各类分子是活在最底层的，谁都可以无端踹一脚。有时在田里劳动，也会突然被拉出来，在田埂上挨批斗。冯雪峰和许觉民等被打倒的人民文学出版社前领导，六人住一大间，冬天革命群众来开会，这几个老头儿就被赶出屋，站在外面受冻，走得慢了，会被斥以“滚开”!有一次，干校杀鸭子改善生活，还有人提议要革命群众吃鸭肉，受审查者啃鸭头鸭屁股，以示划清界限、保持立场……屈辱无处不在。曾参加“一二·九”、在出版界叱咤风云的陈翰伯也多次被批斗，他走路不利落，一次过独木桥，没人肯帮他，众目睽睽之下，他只好自己慢慢爬过去。也许正是这样刻骨锥心的屈辱经历使他后来彻底否定“文革”。那时还有“两个凡是”禁锢，《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尚未形成，而他说：“文化大革命的教训，就是永远不要再搞文化大革命了。有什么可分析、争议的!二八开，三七开，四六开，甭开了!”他支持、提倡创办《读书》杂志，倡导“读书无禁区”，都可以看作是对极“左”教条、神谕的公然唾弃，目的是还人自由。
在干校，不论各类分子还是普通群众，都要参加劳动。从盖房、修坝到养猪、放牛、放鸭子，从拉犁、插秧、收割，到拉车、挑担，基本上包括了在农村生活所必须的一切劳动。文物专家朱家溍当时年过半百，每天要给厨房挑20多担水，打满12个水缸，有时还得去火车站卸煤，推着板车来回几十里。书法家王景芬回忆：有一年年初三就下田插秧，上身穿棉袄，下身穿短裤，天气冷，脚冻得难受，有时甚至往解放鞋里撒泡尿热热以应急!形式主义也免不了，收割小麦，越是下大雨越是抢收，结果一连几个阴雨天，麦子全发霉了。当地群众觉得北京人真奇怪：大雨大干，晴天反倒不干了。——晴天往往开大会。雨天泥泞，田埂湿滑，一会儿一摔跤，都成了泥人。古画鉴定大师徐邦达，人称“徐半尺”——据说他鉴定一幅书画，只须将卷轴展开半尺便能断其真伪，这时也下放到此地，他年近六十，身体弱，麻秆腿，风都能吹倒的样子，也必须下水田插秧，几乎把身体拖垮。当地群众编他的顺口溜：“身穿大棉袄，手戴大金表，走路拄拐杖，三步两跌倒。”弯腰驼背的老学究们，踉踉跄跄，一身泥水，走在上工路上，像一群叫花子。那时年轻人也累得体力透支，却不敢喊累，“活着干，死了算。”身体吃不消，就在大田里学习毛主席语录，“一不怕苦，二不怕死。”后来成为文学评论家、那时还是年轻人的阎纲私下问老作家严文井，向阳湖和南泥湾比较，哪里更苦?严文井想了想，说干校更苦一些，因为大部分时间得参加强体力劳动，而且精神受压抑……
按说，向阳湖产生不了田园诗。但是竟然有!诗人臧克家还出版一册诗集《忆向阳》，内中不少佳句——“老牛亦解韶光贵，不待扬鞭自奋蹄”(《老黄牛》)，“敷粉冬瓜似石磙，菜花引蝶入厨房”(《菜班》)，“案头还信债，池畔洗衣裳”(《假日》)，“近火潮衣蒸白雾，沾身热汗化冰凉”(《大风雪，收工暮归》)等等。诗人牛汉与许多下过干校的人都认为《忆向阳》是粉饰，至少不真实。牛汉在干校看到的臧克家总是愁眉苦脸的。有一次劳动，臧克家负责烧开水，他有肺病，没力气吹火，呛得鼻涕眼泪，干着急，是路过的诗人牛汉帮忙，才把水烧开。作家吴泰昌回忆，臧克家在干校很谨慎，也不乱串门，别人也不敢接近他。平时没事干，就盘腿坐床上数钱，一堆五分、二分、一分的硬币，装在铁罐子里，可见寂寞无聊。但臧克家到近百岁高龄、躺在床上了，也还是说他每每回忆咸宁向阳湖，总感到亲切，还说在向阳湖一走30里路，锻炼了身体，非常受益。
也许隔着岁月回望当年，一切痛苦都变成美好回忆了?许多文化人日后回忆干校，都有意无意地将苦难一笔带过，而大谈趣闻逸事。美术家曹辛之用当地竹子雕刻艺术笔筒，风靡一时;古玩大家王世襄牵着自己饲养的牛找画家张广画牵牛图，画像上的他如老农似的笑哈哈的;还有美术家自己设计的“太和殿”工棚和“美术厕所”……此外，更有赏满湖荷花翠盖，采绿头鲜菇，半夜捉田鸡改善生活……
不过也有人执着不忘苦难，徐半尺徐邦达就毫不掩饰其愤怒：“提起咸宁干校就头疼，讨厌透了!因为在那里简直不把人当人!”而牛汉那些在干校孕育的血泪诗篇也没有臧克家式的愉悦。杨绛《干校六记》记录的是河南息县干校的事情，怨而不怒的笔调，也有这样一读惊心的句子——“最经磨的还是人的血肉之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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