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干校，也许韦君宜的小说《清醒》开头几句大实话说得再明白不过了：“五七干校，这实在是个奇妙的地方。有的人想起它就感到无限温暖，有的人却提到它就气愤填膺。你说它不好，那时大家写了多少真心歌颂它的诗。你说它好，最后这些写诗的人却竭力想办法离开这里。”
其实像臧克家、冰心这样名声大的知识分子，上面还是有统战性质的关照的。他们在向阳湖待的时间不长，用诗人绿原的话讲，他们只能算是匆匆过客。还有一些人，因为有用，或是去考古现场发掘文物，或是回京编辑出版图书，也先行一步离开干校。剩下的人在绝望与盼望中度日如年，一度军宣队要甩“包袱”，想把这些人送到“新西兰”——新疆、西藏、兰州。所以同在干校，境遇与心情也不尽相同。当然最后所有人都返京了——除了死去的人。轰轰烈烈的“下放干校”结束了。
那么，知识分子在干校的收获是什么呢?也许就是了解了国情、世情。其他就很难说。向阳湖当年流行的顺口溜，也许就是世情之一种：“北京佬，北京佬，穿得破，吃得好，手上戴个大金表，想回北京回不了。”这些知识分子穿得也许比当地群众还不如，但舍得花钱买吃的，还戴块“大金表”，“大”能多大?不过是反映了当地群众的惊羡之情吧。而惊羡之后凸显出怎样的社会差别?这不就是彼时的国情、世情吗?
咸宁向阳湖的李城外先生多年来致力于抢救干校史料，做了大量访谈，使得这一段文化人的痛史得以保存下来。本文提及的种种史料，大多出于他编著的“向阳湖文化丛书”。谨致敬致谢。
诗人牛汉
第一次见到牛汉老师是在十几年前。
那时我刚毕业，在《新文学史料》编辑部工作不久，正跟着两位严谨的老同志小心翼翼地学做编辑。一天，沉寂的编辑部热闹起来。一同事有点兴奋地告诉我说，老牛来了!我跟过去看，见一位身材非常高大的人，两只大手将一个肉乎乎的小婴儿高高举过头顶，都快要接近天花板了，一边热情地大声赞美着：多壮!真结实!好!那小婴儿笑嘻嘻的，很欢喜地挥动着小胳膊、小腿。
这是个诗意的瞬间，生气贯注的瞬间。诗人在人群中忽然焕发出诗意的光彩，照亮庸常生活。多年后的今天我清楚地记得那情景，至于自己如何被介绍，小婴儿是谁家的，倒都有些印象模糊了。
作为诗人，牛汉不属于吟风弄月一派。倒不是主观上拒绝。他说过，他一辈子没有写过一首快乐的诗，温柔甜蜜的诗，不是不想写，没有那样的生活，哪来那样的诗?不知道是不是一种补偿，晚年他喜欢吃一切甜的东西。他女儿说，父亲一生太苦涩了，他太需要甜蜜了。
可以想见牛汉内心的苦痛。33岁就被打成“胡风反革命分子”，从1955年开始厄运不断，被捕、开除党籍、降级使用、劳改、关牛棚、下干校，妻子儿女亲友尽受牵连，到1980年平反，长达25年!什么人，抗得住25年的折磨与销蚀!了解诗人的经历，就懂得了诗中的血泪!他写《我是一颗早熟的枣子》，哀悼被斫伤的青春，“一夜之间”，“仓促地完成了我的一生”;他写《华南虎》，那是被囚禁的野性与被戏耍的尊严不可遏制地燃烧着一团神圣的怒火。
在屈辱隐忍的漫长岁月里，诗人喑哑了喉咙。牛汉写过一篇散文《对钟声的思念》，其中写道：
我深深地同情北京的钟。它们这许多年被闲置在楼阁中，被厚厚的尘埃覆盖着，一定感到寂闷，说不定有一些已经得了忧郁症，即使再敲也发不出高昂的音响了。
是啊，那些受迫害的文人，有人惨死，有人失智昏狂，有人被彻底“改造”、“左”得可怕或“乖”得可怜，更多的人冷漠、孤僻甚至怪异，或者佛、道心境一切“通达”，总之都是令人嗟伤的惨状。而多么难能可贵，另有一些罹难者没有被改造——受难岁月横贯他们的青壮时期，到平反时，他们年龄已过半百，但心境却神奇地年轻，仿佛他们的青春期因严寒冰冻而保鲜、延长了!牛汉就是其中一个。他以他1.9米的结实的体魄和诗人的心灵抵抗住了那一切异化。
1971年到1974年，管制放松了，牛汉不用再像牲口一样拉板车、干重活儿了，他整天游荡在干校附近空茫的山林湖泊。也许是他的蒙古族血统使他格外地与大自然贴近，心意相通，一棵壮美的枫树，一丛丛车前草，毛竹巨大的根块，三月的黎明，天空中的鹰，林中的麂子……在在令他感到圣洁、美、自由——两千年前，屈原也曾是这样地游荡过——他找回了失去已久的诗的世界。牛汉回忆当时情形，说：
诗如钟锤般撞醒了我，敲响了我。一个诗的世界，一直久久地被封闭在我的心里。几十年的人世沧桑并未把我和诗拆开。我不是返回到孤独的内心世界，而是异常坚定地进入了世界的内心。面对荒诞和罪恶，我和诗一起振奋和勇敢了起来，我变成了一只冲出铁笼的飞虎，诗是扇动着的翅膀。
平反后的牛汉称自己是“热血老年”。无论是写作还是办刊，生活中、工作中的他依然热情，敏感，充满创造力，依然真诚、执着、不苟且、不妥协。而我听得最多的是他那一句：我毫不含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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