戈尔巴乔夫全盘否定这些倡议，一则因为他无法让政治局赞成这些倡议（根据第六条）；二则因为他确实认为这些想法不可取（如土地私有化）。在12月份的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上，对这些问题的辩论进入了高潮。戈尔巴乔夫在此次会议上采取的策略是，避免全面讨论这些根本性的问题，这使许多改革家得出结论认为，戈尔巴乔夫更感兴趣的是如何保住他的总书记位置，而不是完成他开创的改革事业。
最富有戏剧性的对抗发生在12月12日，即人代会的第二天。萨哈罗夫建议修改议程，以便就土地和财产所有权、企业及第六条——即宪法中那些正阻碍着改革的条款——进行辩论。他主张，人代会必须废除宪法上的禁令，以便为最高苏维埃通过适当的法律铺平道路。
作为主席的戈尔巴乔夫对此极为恼火，没等萨哈罗夫对其建议进行解释，就将其逼下了讲台。接下来，戈尔巴乔夫下令就是否将这些问题加入议程的动议进行投票，并使之遭到否决，但结果显示，反对票数并不占压倒性多数。如果戈尔巴乔夫支持这一建议，它将很容易获得通过，但他显示出的固执比第一次会议时有过之而无不及。
萨哈罗夫因试图提出一个极为合理的建议而遭到戈尔巴乔夫的侮辱，此情此景，当晚即在国家电视台播放了出来。知识分子改革家大为愤慨：对他们来说，戈尔巴乔夫的反应就像是个地方党的老板（当然这也正是戈尔巴乔夫大半生的职业），而不像一个人们期待的、致力于改变国家的国家领导人。
两天以后，萨哈罗夫在熟睡中安然死去。他的许多朋友都认为是戈尔巴乔夫在人代会上对他的野蛮态度导致了他致命的心脏病发作。
人代会拒绝把萨哈罗夫的建议纳入议事日程，并未能阻止对问题的辩论。关于第六条，戈尔巴乔夫坚持此问题应该在起草新宪法时解决，并指出，一党制并非是经宪法的认可才确立的，不能简单地通过删除宪法条文就将其予以废除。
其他问题与政府要求分阶段转向“市场关系”的建议密切相关，该建议由总理雷日科夫于12月13日提交大会。它呼吁分两个阶段、各用三年时间实现渐进转变，一切都必须由莫斯科周密计划。雷日科夫在一次接受记者采访时，嘲讽了有关取消中央经济指导的要求：
这样设想一下吧。1990年，我们告诉大家从现在起中央将不会再控制资源的分配，你们都自己找米下锅吧。接着会出现什么情况呢？我不想去吓唬大家，但那的确会是一场经济危机。不出两三年人民就会无工可做。
仍然是全国头号经济杂志编辑和跨地区代表集团的主席之一的加夫里尔·波波夫，斥责了雷日科夫的中央指挥的渐进主义：
过去5年已经表明自上而下的改革观念行不通，需要另找出路。中央必须准备不去全力以赴地挽救濒临倒闭的企业，而应该把扭亏工作移交给其他更了解情况和有兴趣从事这项工作的人，即各共和国和地方苏维埃，最重要的是，交给那些深受其害的人民。需要特别指出的是，我们的企业经常处在被“淹没”的状态，并不是因为它们不懂如何游泳，而是因为中央缚住了他们的手脚，在他们的脖颈上系上了磨石，然后再指手画脚地教其如何浮出水面。波波夫当时指出，市场体系不能一鳞半爪地引进，因为各部分都是相互依存的。发动机如果没有汽化器就不能起动汽车，同理，基本的市场机制也不得不同时引进。根据他的分析，有五方面的法律必不可少：所有制、土地、企业、各共和国的经济独立及地方自我管理（这些基本都是萨哈罗夫提到过的），他指责人代会在那次会议上拒绝就此问题进行辩论。不过，他强调更多的是有必要赋予人民做出经济决定的权力：
我最近发现了一份俄罗斯联邦加盟共和国的统计报告，报告显示，1987年前9个月，每只母鸡平均产182个蛋，1989年同期平均产183个蛋。或许现在该是政府停下来、并理解在一个鸡蛋丰富的国度，无需决定一只母鸡该下多少蛋的时候了。
然而，议会还是以压倒多数通过了政府的计划，否决了为各共和国争取更多经济独立的要求。这次会议使许多代表的幻想破灭。乌克兰基辅理工学院院长佩特罗·帕兰丘克在当地电台发表了措辞尖刻的评论：
共和国拼命工作，中央却把一切都搜刮殆尽，然后又逼迫你向中央作揖乞讨这乞讨那，这还算是什么鬼联盟？..我无法相信政府想要做的事能靠那些给我们带来如此多社会灾难的旧的部委得到贯彻..我们需要立即打破行政命令体制。我们共和国辛苦劳作，然而95％的收获都缴给了中央，只有5％能留下来，这种做法必须废止。
一位改革殉道夫
当我们惊悉萨哈罗夫逝世时，丽贝卡和我正在布鲁塞尔出席美国驻欧洲大使会议。国务院问我是否认为布什总统应派一名特使参加葬礼。我说，法定程序并不要求非派使节不可，但是派一个是完全合适的，实际上，政治上也是需要的。“戈尔巴乔夫会不会因此恼怒？”有人问我。我回答说他可能更喜欢不派任何高级代表，但我感到这对决策来说不是最重要的因素。最重要的是，萨哈罗夫不仅已成为苏联人权和民主的代言人，而且是民主变革的重要象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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