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使命可用两句话来表达：“向雅科夫列夫指出镇压立陶宛人的危险性，得到他对总统提出的通过全民公决解决目前僵局这一办法的反应。向他说明如果因任何原因而发生镇压，那么苏美两国近年来发展起来的卓有成效的合作关系将不会保持下去。”任何一个外交官，不管能力多差，也知道如何令人信服地向他的谈话者表明这些观点。
但可笑的是，我发现给我的指示写了满满两页纸：好主意完全被冗长的陈词滥调遮掩了。我所面对的是一种典型的官僚主义的产物，官僚们试图向其同事和上司证明他们是多么地了解情况的。尽管有些内容一看就明白，但每一点都是罗罗嗦嗦地作了详细的说明。文件的起草者似乎担心收信人水平不高，理解不了，但是我对我们自己的这一“体制”太熟悉了，我认为不应该这样指责起草文件的人。所有的官员，包括总统在内，都会受到不想留下任何余地的“跨部门委员”的同样对待。
这份长信有一个好处：我可以用俄语念给雅科夫列夫听，然后给他留下英文的原稿。这可表明我所传递的信息的确是官方的，并不是我个人杜撰出来的。然后，我们可以开始真正的讨论。
我们知道雅科夫列夫与谢瓦尔德纳泽一样，是对立陶宛抱有同情态度的中央政治局委员，我希望他至少会表现出一丝对全民公决的支持。然而，他对立陶宛人最近的行为进行了强烈的谴责。他说，双方的对话是不可能的，除非立陶宛停止宣布独立以及其他行为。如果立陶宛人想进行对话，他们可以在当天举行的联盟委员会会议上这样做，但是他们拒绝出席。他们“大胆而挑衅”的立场使得任何对话的尝试都无济于事。
雅科夫列夫承认，全民公决可以成为脱离联盟的一个开始，如果立陶宛人这样做的话。他说，倘若现在要举行全民公决的话，立陶宛人应首先恢复他们宣布独立之前的局势。他指责立陶宛人不顾与苏联其他加盟共和国建立起来的千丝万缕的联系，并歪曲历史。虽然“纳粹—苏联”的秘密条约是不合法的，但是1940年立陶宛投票赞成加入苏联是有效的，现在的立陶宛领导人不能简单地以独立把这一切抹掉。
他饱含激情地强调，立陶宛的行为是“送给保守力量的一份厚礼”，将使改革进程受到干扰。他指出，苏联要求使用武力解决立陶宛问题的呼声日高，同时要求立陶宛人用硬通货支付苏联的所有援助物资。不过，他向我保证，贸易还用卢布结算，因为如果使用一种可兑换货币的话，那么所有人都会受到影响。
我记得雅科夫列夫几个月前曾跟我说过，立陶宛宣布独立将是“改革的终结”。我也意识到党内的保守派因立陶宛人的背叛而责怪他：他们指责他于1988年夏天访问立陶宛时提出反对“阶级斗争”理论，从而引发了波罗的海各国分裂进程。虽然这完全是无稽之谈，但是他无疑怕别人抓住他的政治辫子，并力图确保与我会谈时紧密地与当时的官方路线保持一致。
我告诉他说，由于我们彼此了解对方的立场，争论立陶宛的合法地位问题毫无用处。但显而易见的是，缓和在立陶宛问题上的紧张气氛符合苏联和立陶宛双方的利益。显然，在对话没有进行时就要求一方投降，这样的对话将很难开始。但苏联领导人目前正是这样做的。不管立陶宛人宣布独立明智与否，他们显然不会仅仅为了进行对话而改变这一决定。
雅科夫列夫不停地重复他的观点，只有立陶宛人恢复原来的局势并且“停止他们的非法行为”，全民公决才可以接受。
因为他以现存的密切的经济关系作为反对独立的一个理由，所以我向他指出，独立并不意味着必须断绝现有的联系。他应该考虑一下他曾呆过的加拿大：以前它曾是大不列颠帝国的一部分，现在它已成为一个独立的国家，但仍与英国保持着密切的经济联系和人员往来。
他对我的提问未作回答，但是抱怨说，试图“恐吓另一方”是不合适的。苏联指责美国近来在巴拿马和菲律宾的行为时，从来没有暗示美苏关系会受影响。美国在立陶宛问题上的“恐吓”将会“起相反的作用”。我回答说，当我们表示镇压立陶宛将使两国关系不会继续发展时，我们并不是在恐吓。我们只是在阐明一个政治事实。如果我们没有这样做，我们的立场被误解，我们就玩忽职守了。
我们兜了一个大圈子，很明显雅科夫列夫得到的指示是决不“妥协”。会谈结束时我指出，莫斯科目前的策略将无助于解决问题。当戈尔巴乔夫认识到这一点时，他可能会发现，全民公决将为他谈判独立的条件提供一个政治依据。
立陶宛问题犹如幽灵一直纠缠着谢瓦尔德纳泽此后一星期在华盛顿的会谈，会谈没有在这一问题上取得进展。不过，谢瓦尔德纳泽的访问确实达到了目的：确定了下一次美苏首脑会议的日期。戈尔巴乔夫将于5月底6月初来美国参加首脑会议。我对这一协议表示欢迎。我确信每年的首脑会议都很有意义，此次首脑会议还将促使戈尔巴乔夫尽一切努力避免当年春天在立陶宛和其他波罗的海国家动武。他无疑知道立陶宛以及其他波罗的海国家的流血将会取消他计划好的与布什总统的会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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