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是在语言文字规范等非政治性领域，分而治之原则也是显而易见的。苏联当局先是限制使用几种独立“国家”的文字，指定它们采用新的字母去代表发声仍相同的词语，以使文字与过去显得不同。查加泰文字本是阿拉伯语中通用的文字语言，但当局禁止使用，却引进了拉丁字母。不久，当局又发现使用拉丁字母也很危险，因为土耳其也在使用拉丁字母。为避免因此而可能出现的交流，30年代末，当局又引进西里尔字母，以使相似的语言尽可能地显得不同。
要明白这种语言隔离的后果，可从德语去联想，看看当德语在统一文字标准并成为受过高等教育的德国人的共同遗产之前，如果类似手段被采用会有什么样结果。不同的德国方言在外地人看来，是不太容易理解的，如巴伐利亚方言在汉堡或德累斯顿街上就几乎难以让人明白，柏林的方言在慕尼黑亦如此，但事实上，德国人却能互相理解，并感受到共同的特性，因为他们使用的是同一文字，即路德翻译《圣经》时所用的文字。
如果15或16世纪的占领国希望德国不成为一个统一国家，最有效的办法就是使地区语言多样化，让每一语言有自己的发音和语法标准，禁止教授或书写一种跨方言的全国性语言。只要有足够时间，这种手段就会造成独立的巴伐利亚、萨克森、莱茵兰、普鲁士以及其他“国家”的语言。统一，在未来将更难于实现，因为语言确定了每个人的国家感。
共产党在中亚正是这样做的，他们在给统一设置障碍方面做得非常成功。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基于同样的原因，苏联在摩尔多瓦采取了同样策略，但这一次不是在摩尔多瓦人之间进行分割，而是要割断它同罗马尼亚的文化联系。从任何一种合理的定义看，摩尔多瓦人所说的语言都是罗马尼亚语，虽然有些方言差别，但这种差别类似于亚拉巴马和马塞诸塞州的英语差别。
基于这种细微差别，当局宣布独立的“摩尔多瓦语”诞生。由于难以区分这种差别，当局就用西里尔字母取代了罗马尼亚使用的拉丁字母。表面上，这的确显得不同，如果你不懂西里尔字母，你就很难将以这种语言表达的“我爱你”同英语中的同义词联系在一起。
当机会来临时，摩尔多瓦人采取的第一个步骤就是恢复使用拉丁字母，重新称呼其语言为罗马尼亚语，而不是摩尔多瓦语。
保持触角与抵触
苏联确立的边界和文化政策是为了防止任何反对莫斯科统治的区域合作，投资政策的实施也是为了防止政治区域出现将导致自治的超经济结构。
虽然苏联计划者热中于建立庞大的企业，并将生产集中在一个或几个工厂里，但习惯上还是将工厂设施分布在不同的地区和加盟共和国。例如，莫斯科的汽车装配厂所需要的汽化器可能来自乌克兰，雅罗斯拉夫尔轮胎厂所需要的化学材料可能来自塔吉克斯坦，只有生产最简单产品的最原始工厂才完全依赖于本地。
这种实践使许多经济学家大为不解，钢铁厂附近有所需要的资源，但它却从几千英里之外获得煤或矿砂。但这种设计却自有其道理，即不能让任何人感到，离开莫斯科事无巨细的控制，他们也能生存。
我的一个朋友管理着位于俄罗斯太平洋沿岸城市符拉迪沃斯托克以北的一个大矿山。他对我说，他那里出产的所有矿砂都必须用船运到几千里以外的西伯利亚和乌拉尔进行加工。当我问为什么不就地建一个冶炼厂时，他说：“如果他们这样做，我们就可以离开莫斯科而生存，更具体他说，没有莫斯科的有色金属冶金部，我们就可以生存。”
政治与官僚形成了一个让人生畏的组合。
另一个加强了各地联系、但也成为关系紧张之源的做法是，将民族群体，特别是俄罗斯人和乌克兰人，分散到苏联全国各地。
每当有一新工业建立，就有人要被派到那里去工作，且通常是俄罗斯人或乌克兰人。在某些地区，如哈萨克斯坦北部的“处女地”，就有组织地进行了大规模的移民。
1990年2月，我在基什尼奥夫（即现在的基希讷乌）为摩尔多瓦民族阵线的伊翁·纳迪尔萨等领导人举行了一次晚宴。他们大发牢骚，其中之一就是不满俄罗斯人、其次是乌克兰人占据了当地工业中的大部分好职位，使摩尔多瓦技校的毕业生难以找到专业对口的工作。
我问及原因何在，他们归咎于莫斯科中央计划者所订的标准和程序，认为也许莫斯科并无明确的歧视政策，但它对各地的遥控实际上却造成了这种效果。
“就说邮电部决定在我们这里建一个开关厂吧，”客人举例解释道，“由于以前我们没有这类工厂，因而一时找不到熟练工人，只得从全苏联招募。与此同时，在得知要建工厂的消息后，我们也着手训练这里的摩尔多瓦人。但是，到他们毕业时，已无空缺，而来自俄罗斯的工人又不想回去，因为他们已定居下来，感到这里的天气和食品供应都比他们家乡要好。这样，摩尔多瓦人就不能参与自己家乡的建设了。”
就这样，民族扩散所产生的民族间联系被滋生着妒忌和不满的现实状况所抵消。
形式上的民族主义，实质上的社会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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