莫斯科不顾立陶宛方面的建议，于第二天即4月19日开始限制向立陶宛提供石油和天然气。那天早上，通过输油管供给立陶宛炼油厂的原油停止了供应，天然气的供应减少了85％。虽然这些措施引起了恐慌，使许多立陶宛人抢先到汽油站购买汽油，但是他们的行为也提醒了莫斯科，如果它试图通过经济制裁来惩罚立陶宛的话，同样也会给莫斯科带来困难。立陶宛炼油厂提炼的原油同时也供应其他加盟共和国，实际上，供应给俄罗斯加里宁格勒地区（前东普鲁士的一部分，二战以后从德国手中获得）的所有石油都要经过立陶宛。拉脱维亚的一些地区、白俄罗斯以及俄罗斯自身也要靠立陶宛核电站来提供电源。如果立陶宛失去了能源供应，那么势必殃及其他地区。
然而，局部的经济制裁持续数周之后给立陶宛带来了许多困难，每个人都提心吊胆。苏联军队趁机加紧军事活动，增加“军事演习”的次数，并频频地在各个城市间调遣部队，进一步增加了紧张气氛。立陶宛议会终止了武装征兵法，但莫斯科认为这是非法的，国防部明确表示，它计划在全国加强春季征兵。立陶宛宣布独立后，许多文陶宛士兵离开他们的部队回到了家乡，国防部对此反应激烈，表示对这些“逃兵”要严加捉拿。
莫斯科也发布了强占办公大楼的命令，这是最终会导致流血的一种做法。就在发出经济封锁的威胁之前，苏联内务部的武装警察强占了立陶宛共产党档案馆大楼，这显然是为了防止它落入分裂出去的立陶宛共产党手中。
爱沙尼亚和拉脱维亚选择独立恐吓立陶宛的种种尝试也是为了防止其他波罗的海沿岸国家闹独立，但这些努力起了相反的作用——正如所有了解波罗的海沿岸国家的人所预测得那样。虽然爱沙尼亚和拉脱维亚领导人不急于马上宣布独立，但他们正以坚定的信念朝着这个目标前进。
爱沙尼亚最高苏维埃兑现了爱沙尼亚人民代表向苏联人民代表大会发出的警告，3月30日，它宣布苏联在爱沙尼亚的统治从其强加之日起就是非法的，并且宣告爱沙尼亚进入“重新恢复”二战前爱沙尼亚共和国的“过渡期”。4月12日，爱沙尼亚最高苏维埃又以爱沙尼亚是一个被外国占领的国家为由，投票通过了一个议案，终止爱沙尼亚人在苏联军队服役。
像其他两个波罗的海沿岸国家一样，拉脱维亚人民阵线在3月份的选举中赢得了该加盟共和国最高苏维埃的领导权。新议会虽然有可能采取较少冲突的策略，但它跟在立陶宛和爱沙尼亚之后朝着独立的方向发展的决心是坚定的。
戈尔巴乔夫再三强调，排除与任何一个波罗的海沿岸国家“谈判”的可能性，并且拒绝与立陶宛派往莫斯科的谈判代表进行对话。但是，到了4月19日，即减少对立陶宛供应石油和天然气的那一天，他分别会见了爱沙尼亚和拉脱维亚的代表。戈尔巴乔夫的目的不是与他们谈判而是劝他们不要重蹈立陶宛的覆辙。他敦促爱沙尼亚人撤消他们的“3月30日声明”，并告诉两个加盟共和国的代表说，他们的加盟共和国只有两种选择。如果他们想要独立，他们必须遵守苏联新出台的有关脱离联盟的法律。但是，如果他们愿意就自愿联邦事宜进行谈判，并愿意留在重组的联盟中，他们可以取得完全自治的特殊地位。
波罗的海沿岸国家人没有接受戈尔巴乔夫的意见。爱沙尼亚拒绝做出让步，不到两周，拉脱维亚新议会通过了一个决议案，宣告拉脱维亚并入苏联是无效的，并且恢复了拉脱维亚的战前宪法。
莫斯科的施压促使波罗的海地区国家进行合作。就在对立陶宛进行经济制裁以前，三个波罗的海沿岸国家的政府签署了一项旨在建立一个统一的波罗的海大市场的经济合作协议，并将在里加设立“波罗的海合作理事会”，协调地区投资银行、商业协会以及其他机构的工作。但是，真正的合作只有在三个波罗的海沿岸国家的领导人从莫斯科手中夺取了经济控制权后才有可能。1989年，苏联最高苏维埃曾通过一项法律，同意从1990年1月1日起波罗的海沿岸各加盟共和国获得“经济自治”，但是到1990年春季，情况实际上没有任何变化。莫斯科的部长们仍然认定这三个加盟共和国的工业设备是属于他们的财产，反对由地方政府控制这些工业设备的所有尝试。这一教训使得波罗的海沿岸国家不再相信戈尔巴乔夫的许诺。
4月3日，苏联最高苏维埃通过了“脱离联盟”法，这一经戈尔巴乔夫签署的法律使人产生了更多的怀疑。尽管理论上允许加盟共和国脱离苏联，但是它规定的脱离程序是如此的复杂和充满“陷阱”，以至于实际上要遵守这些规定是不可能的。全民公决要求有2/3多数赞成，达到这一要求后才能开始谈判，在谈判的不同阶段还须得到苏联总统、最高苏维埃和人民代表大会的批准。苏联人民代表大会将确定过渡期的时间，最长可达五年之久，并且只有经人民代表大会做出决议才能结束。在整个过渡期间，苏联法律在加盟共和国仍然有效。
这一新法律表面上是贯彻宪法授予的脱离权，实际上与斯大林时代的宪法条款一样虚伪。我明白了为什么波罗的海沿岸各加盟共和国拒绝遵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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