针对目前的这种形势，我建议应和苏联国内各个派别进行交流，但不要被卷入到它们的国内政治斗争中去（为促使我们抵制叶利钦，戈尔巴乔夫正在利用我们的国内政治斗争）。在资金和技术援助问题上，我认为我们应当敷衍中央共和国，与支持私营部门发展的地方，即城市和地区打交道。我还认为，援助应当直接给予私营部门，而不应该如戈尔巴乔夫所敦促的那样经过中央政府分发下去。
总统问及戈尔巴乔夫刚提出的购买美国农产品的15亿美元额外信贷保证要求，我告诉他我认为这纯属国内问题。国会己通过方案支持美国农产品出口。假如总统认为这对我们有利，而我们又相信苏联能偿还这笔贷款，那他应该批准。但是如果把它作为对苏联经济改革的援助，他不应同意这一请求，因为这笔贷款起不到那样的作用。实际上，苏联在即将到来的冬季可能面临粮食短缺，而戈尔巴乔夫的政策却正在使事情变得更糟。我认为任何大笔数额的贷款都应用来支持具体的改革措施。
在我和布什总统谈话的第二天，已作为主要苏联事务专家加入国家安全委员会的爱德华·哈沃特同我进行了联系，他说，我返回莫斯科后可以照会叶利钦，如果他来华盛顿，总统可以与他会晤。但在此之前，我应拜访外交部长别斯梅尔特内赫，并向他解释布什总统将保证叶利钦不利用这次访问来破坏戈尔巴乔夫和布什的关系。
9+1
4月23日，在我回到莫斯科后不久，在郊区的一幢新奥加廖沃政府别墅里，戈尔巴乔夫在长达九个半钟头的马拉松会议上，接见了九个加盟共和国的领导人，包括叶利钦和克拉夫丘克。第二天早晨，《真理报》刊登了由与会10人联名签发的一项声明，呼吁制定新的主权国家联盟条约，采取措施稳定正在崩溃的经济。这个宣言对正在加速瓦解的局势起到了刹车的作用。看来，戈尔巴乔夫终于准备向这些加盟共和国的领导人让步了。
在制定联盟条约的谈判中，戈尔巴乔夫的地位每况愈下。事实表明，所有的共和国都不接受先前的草案，独立热正在扩散。经过几次拖延之后，有关波罗的海沿岸国家独立的正式谈判于4月初拉开了帷幕。4月9日，格鲁吉亚最高苏维埃经过表决，一致通过重建国家主权和独立的格鲁吉亚。摩尔多瓦、亚美尼亚和阿塞拜疆也退出谈判。
随着离心趋势的加强，4月18日，5个“核心共和国”（俄罗斯、乌克兰、白俄罗斯、哈萨克斯坦和乌兹别克斯坦）在基辅会晤——当时戈尔巴乔夫正在日本访问——协调它们在联盟条约中的立场。与会者赞同叶利钦和克拉夫丘克提出的要求，即条约创立的是主权国家的联盟，而不是一个联邦国家，或者说很像是8月份哈斯布拉托夫向我描述的那种松散的邦联。此外，他们反对给以前的“自治共和国”与新联盟共和国相同地位的建议，这一建议出自戈尔巴乔夫，他试图通过迎合俄罗斯“自治区”来削弱叶利钦4月23日的协定标志着对于共和国的要求，戈尔巴乔夫的态度发生了急剧转变。尽管许多细节还需协商，协定似乎为戈尔巴乔夫和大多数共和国，包括几个最大的共和国进行一笔巨大交易提供了基础。
戈尔巴乔夫的发言人称协定是联盟的一个重要胜利，并首次称之为“1+9”协定。但是与德国统一谈判中的情况一样，数字的排列顺序意义重大，几天之内，在共和国领导人的坚持下，公式被改为“9+1”。
1991年4月24日，联合声明在中央的新闻报刊上发表，为了响应前一周“核心共和国”在基辅的决议，它明确提出，新联盟条约针对的是“主权国家”，将需要一部新宪法，在条约签订后六个月内提交议会。然后，根据新宪法进行新的选举。
声明似乎巧妙地解决了脱离联盟的问题，它宣布凡签订了联盟条约的共和国将享受最惠国待遇。声明虽没有明确规定其他共和国的地位，但暗示了它们将被排除在新联盟之外，并将以主权政治实体的身分与联盟谈判它们之间的关系。当我问戈尔巴乔夫的一些顾问这是否属实时，有人承认这将为脱离联盟提供一条轻易而且自动的途径，而其他人说，不紧跟新联盟会使各共和国作为苏联的一部分，继续保持现在的地位。但他们无法解释如果新联盟取代了苏联会怎样；苏联的机构将会消失，将没有一个国家机构来维持中央与共和国的现存关系。
戈尔巴乔夫不仅被迫接受了共和国领导人提出的关于新联盟的概念，还被迫缓和他先前颁布的增加税收和价格的命令。例如，他同意从1月1日起减征5％的销售税，增加给学生的奖学金，并降低飞机和火车票价格。戈尔巴乔夫似乎第一次走到了共和国领导人希望建立松散联盟这一要求的边缘。强硬派显然被戈尔巴乔夫的让步激怒了，如果戈尔巴乔夫能抵挡住强硬派的反攻，他也许还能在“核心共和国”维持住某种联盟结构，并在其他共和国有秩序的脱离时发挥主导作用。但要做到这一点他不得不推翻他在11月和12月组织的政治联盟，同时，能确保决心维护老帝国的人们无法推翻他。
保守派攻击戈尔巴乔夫
对戈尔巴乔夫的下一个考验来自“9+1”联合声明签署后第二天召开的苏共中央全会。几周来，盛传着这样的流言：党内强硬派将利用这次会议攻击改革和戈尔巴乔夫本人，有些地区的第一书记还公开鼓吹，作为辞去总统职务的第一步，戈尔巴乔夫将被迫辞去党内职务。然而，最高苏维埃对帕夫洛夫“反危机方案”的批准，尤其是“9+l”声明的签署，加强了戈尔巴乔夫的地位。声明正好在中央全会召开的当天早晨发表，初看起来它似乎是走向团结的一个政治突破。它的深远影响是逐渐显示出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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