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以，即使我们不可能知道费德罗在《文学报》将要做什么，但是我们也可以推测，如果共产党领导层中的某个人不想看到出现更多的“大胆”文章，那么费德罗就不会被任命去主持该报的编辑工作。
我还会见过《新世界》和《旗帜》杂志的新任编辑，但我更熟悉他们的著作，而不是他们本人。《新世界》杂志的谢尔盖·扎利金已经73岁，是这伙人中最年长的，他对环境保护有极大的兴趣。他将报道今后的切尔诺贝利和咸海事件吗？
格里戈里·巴克兰诺夫被派到《旗帜》杂志，他也是位著名的小说作家。他擅长写战争小说，这种题材在苏联已经写滥了，但巴克兰诺夫知道如何表现真正的人民。他小说中的人物形象不是那类充斥于大多数苏联战争小说中的刻板模式，而是同真实的困难做斗争的可信人物。在70年代，我曾读过他的一些著作，它的坦率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巴克兰诺夫可能没有讲出全部，但他所叙述的是真实的生活。在他的人物身上，人们能够体验到苏联生活中的真正问题以及共产党制度所造成的道德上的进退两难。人们可以确信，除非拴住巴克兰诺夫的手，否则《旗帜》将成为论述社会精神问题的重要论坛。
我不认识《消息报》和《莫斯科新闻》的新编辑伊万·拉普季夫和叶戈尔·雅科夫列夫，因而不知道该对他们期待什么。《消息报》是中央政府的日报，有很大的潜力，但是，却没有什么人注意《莫斯科新闻》。它被认为是对外国人的宣传机构（它出版英语版、法语版、德语版、西班牙语版和若干其他语种的版本），俄罗斯人不怎么读它，尽管也出不多的俄语版，但它可能是为党的宣传部门那些只懂俄语的官员出版的，以便他们能够了解为外国人写了些什么内容。
然而，这两种报纸都曾轰动一时，当你提到“雅科夫列夫”时，他或她会问：“哪一个雅科夫列夫，亚历山大还是叶戈尔？”他们俩不是亲戚，但每个人都是有关公开性的重要人物。
电影导演们赶走了那些坚持电影家协会“纪律”的共产党信徒，并以最有才能的某些同事取而代之，这些人也是改革的积极分子。有时候，外国发言人也在苏联电视上发表和官方路线不同的见解，使苏联的电视观众大吃一惊。长期被禁止的作品出版了，并在舞台上演。
以前遭禁的少量作品现在出现在新闻媒介上，苦役营的大门偶尔打开，释放一两个政治犯。安德烈·萨哈罗夫是最著名的持不同政见者，他仍住在伏尔加河边的高尔基城，在流放中苦度岁月，高尔基城以前和不久以后都称做下诺夫哥罗德。12月15日晚上，克格勃的工作人员来到萨哈罗夫的住所，匆忙地重新安装了电话，他们以前为了使他与世隔绝曾把电话拆掉。第二天，戈尔巴乔夫亲自打来电话，通知萨哈罗夫，他可以返回他在莫斯科的住所。
1986年底，苏联领导人仔细考虑了从20年代以来共产党的实践中所没有的想法，因为意见不一致，三次推迟了党中央委员会原定的会议。这是一些根本性的问题：如果不进行政治改革，苏联经济能否恢复活力？能否既谈论政治改革，又不违背该制度所赞成的一切？
全体会议最终于1987年1月底举行，戈尔巴乔夫的激进态度使人们感到吃惊。他把国家的发展阶段称做“发展中的社会主义”，而不是重复人们所熟悉的勃列日涅夫的公式：“发达社会主义。”他甚至赞成地谈到“真正的选举”和秘密的无记名投票。仅仅在几年前，谈论这样的事情可能要使党的官员丢掉工作，如果一再发表这种言论，他就会被送进监狱或精神病院。
1月份，当戈尔巴乔夫向中央委员会介绍这些仍很笼统的想法时，人们感到很惊讶，但没有提出公开的反对。因为仍然存在着遵从总书记的老习惯，并避免对他的见解提出直接的怀疑。很多人可能以为，这些建议是想提高戈尔巴乔夫在公众中作为改革者的形象，而并不意味着要把它们付诸实践。如果对他们来说这确实就是全部含义，那么迁就一下总书记没有任何害处。
除此之外，戈尔巴乔夫在整个春季继续发展他的思想，并在中央委员会6月的下一次全体会议上再次谈到这一问题。现在公众开始注意了：这是否超出了过去那种周期性的运动？党的信徒开始提出了疑问：他真的很认真吗？如果的确如此，他难道没有意识到，那种想法可能损害管理国家的唯一可靠的工具共产党的权威吗？
改革的开始
我们外国观察家开始注意到有关的区别。1986年，我们曾殷切希望戈尔巴乔夫将会证明是一个不同的苏联领导人，真正关心本国的利益，而不是意识形态的抽象观念，愿意用更实用主义的态度进行谈判。日内瓦和雷克雅未克的最高级会议向我们展示了他的魅力和健谈。他对军备控制的政策似乎也转变了。
然而，他的国内政策同过去偶尔的“改革”时期的政策相比，没有表现出什么差别。赫鲁晓夫的“解冻”结束了斯大林主义的某些暴行，但接着，甚至在赫鲁晓夫下台前，解冻自身也结束了。在60年代，所谓“李普曼改革”，即合理化管理的建议吸引了人们的注意，但它也被遗忘了。70年代，广为宣传的改善食品供应的计划也没有达到预想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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