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因素
然而，在1985年和1986年，潜在的民族问题并不是苏联领导人注意的中心。戈尔巴乔夫已经下定决心，“我们不能继续这样生活下去了”。如果他想使任何国内的改革计划——无论多么温和的计划——获得成功，他就必须创造一个更为缓和的国际环境。美国并不是他所面对的唯一外交政策问题。的确，某些不恭敬的苏联问题观察家曾在私下戏言，苏联应该得到特别的同情，因为它是世界上被“敌对共产党国家所包围”的唯一国家。然而，要想缓和引起军备竞赛的紧张局势，关键在于美国。如果与美国的关系不那么紧张，许多其他方面的压力就可以减轻；如果两国仍处于对峙状态，就很难解决其他地方的问题。
里根政府一直警惕着突发事件。美国国防预算的迅速增加（从卡特政府时已经开始），其部分原因是特意向苏联领导人显示，美国不允许因自己退出竞赛，而让苏联占有军事优势。与此同时，特别是从1984年初开始，美国制定了一个雄心勃勃的计划，以缩小我们的差距。我同当时负责欧洲事务的助理国务卿理查德·伯特及其助手马克·帕尔默一起工作，我主要负责起草里根总统有关这个问题的讲话稿及他给苏联领导人的信函。
从1983年起，我成为国家安全委员会的工作人员，我的主要任务是制定与苏联的谈判策略。总统对手下的工作人员明确表示，他加强美国军事力量的目的，是要使美国在与苏联的谈判中能够取得成功。里根政府中的很多人，特别是国防部和中央情报局的人，怀疑苏联领导人的谈判诚意，但是里根却很乐观。尽管他厌恶苏联的制度，但是他相信，如果施加足够的压力，再加上他个人的谈判技巧，该制度就可以改变。舒尔茨国务卿确信谈判是有意义的，渴望承担这项工作，但是难以驾驭的国家安全委员会对此很不积极，国防部长温伯格也加以反对。
1983年6月，我搬到毗邻白宫的豪华的老行政大楼的办公室，当时，美国同苏联的关系看来十分紧张，几乎达到直接冲突的程度。阿富汗战争正处于白热化，苏联军队的攻势实际上正在逐步升级。在非洲之角、安哥拉、尼加拉瓜和柬埔寨，苏联政府支持的反叛运动或极权政权正在进行局部战争。在中东，苏联的仆从国伊拉克和叙利亚不仅对以色列施加军事压力，而且被怀疑支持恐怖组织。在70年代，每年从苏联移居国外的犹太人和亚美尼亚人有五万多人，现在其数量急剧减少。在苏联，很少有人被允许到共产党集团以外的国家旅行，可以出国的大多数是负有官方使命的政府官员。持不同政见者继续被关押在劳动营、精神病院或在国内流放，新闻媒介受到严密控制。干扰使许多城市地区听不清外国的无线电广播。
苏联和美国在军备控制谈判中的分歧如此之大，以至于我们在日内瓦的谈判代表看来举步维艰。保罗·尼采和尤里·克维特辛斯基试图独自弥合我们在欧洲中程导弹问题上的分歧，但被两国政府所否决。苏联人还威胁说，如果欧洲部署美国导弹以抗衡SS—20导弹的话，就退出所有军备控制谈判。
这种紧张局势促使双方的公开言论日趋激烈。仅仅在我到白宫工作前几周，里根总统在佛罗里达州奥兰多的演讲中还称苏联是“当前世界罪恶的根源”。几个月以来，苏联领导人和苏联的宣传机器一直诽谤里根是战争贩子。
他们现在指责他并不是想通过谈判达成协议，而是想以此迷惑公众。
尽管有这些明显的摩擦，而且公众感到两国关系正处于最低点和极度危险之中，但我仍以乐观的情绪开始工作。如同我所料到的，基本趋势正明白无误地朝着有利于西方的方向发展。由于盘根错节的官僚体制和巨额军事开支，苏联经济日趋僵化，效率低下，步履蹒跚。苏联在国外负担沉重，它所支持的反叛活动在战斗中遭到了越来越有效的打击。苏联公众对阿富汗战争及核战争的威胁越来越忧虑。共产主义意识形态在共产党的信徒中不再有激励作用；在私下里，几乎没有什么人隐藏对此的轻蔑。甚至那些管理这种政治制度的人，也开始怀疑它究竟能在现有形式下维持多久。
在我看来，美苏关系的低谷可能已经过去。它在今后几年仍有可能遇到这样那样的挫折，但既然美苏关系已经降到最低点，那么，如果美国确定了合理的目标并准备进行机敏的谈判，就必然会出现一个稳步改善关系的时期。
确定议事日程
直到1983年夏天，白宫官员虽然受到舒尔茨的催促，但仍很少考虑与苏联谈判方案的大致轮廓。然而，在那年春天，里根开始更多地考虑，如何利用他通过增强防务所积累起来的谈判筹码，他同意让舒尔茨在国会作证时概要说明一项前瞻性政策。在冗长的介绍中，舒尔茨称我们的政策是以“现实主义、实力和对话”为基础。“现实主义”是指我们应客观地根据苏联的现实来看待它。“实力”是指我们应拥有必要的经济能力来维护我们的利益，并通过谈判达成合理的解决办法。“对话”是指我们应保持沟通，不中断联系，就像在以前的危机期间某几届美国政府所做的那样。
舒尔茨的证词是一个重要信号，表示我们想与苏联进行严肃认真的谈判。然而，他所提出的三项原则只是表明了我们的姿态，而不是政策。实际上，美国政府还没有制定出前后连贯的对苏政策。美国政府有个装着各种各样个别政策的百宝囊，其中大部分已经存在了很长时间，像关于裁军、人权、贸易制裁、不接受分裂欧洲、苏联在其境外的军事干涉，以及其他很多问题，等等。每个人都肯定知道，即使相互关系没有通过政策体现出来，它也必然存在于现实生活中。在苏联入侵阿富汗时，参议院拒不批准吉米·卡特与勃列日涅夫签订的第二阶段限制战略武器会谈条约。甚至早在1974年，国会就因苏联不允许自由移民而通过了限制对苏贸易法案。然而，美国的各种政策只是混合在一起，并没有形成一个前后连贯的有机整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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