舒尔茨在阿富汗问题上直言不讳（赖特没有提到阿富汗问题，他错误地认为这样做“不礼貌”）。当苏联采访者告诉舒尔茨，苏联军队是应阿富汗的邀请前去时，舒尔茨回答说：“不，他们不希望你们留在那里。他们希望你们撤走。”
在春夏之交，莫斯科电视台的谈话节目开始偶尔介绍西欧和美国的客人，例如西德议会中科尔总理所在党派的领导人沃尔克·鲁赫及其他著名的西德政治家。苏联公众现在不必设法应付那些干扰便已经可以直接接触到西方的观点了。一个已变得很明显的事实是，西方有极其重要的理由关注苏联的政策。
到1987年年中，戈尔巴乔夫迫使不太情愿的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批准了有限的政治改革。雷克雅未克会谈和“间谍年”已经过去。莫斯科希望在秋天和冬天进行政治改革，华盛顿则希望召开首脑会议，达成销毁中程核导弹的协议。但戈尔巴乔夫进行国内政治改革的目标仍然不明确。虽然1986年12月在阿拉木图发生了民族暴动，但是莫斯科的政治领导人对于不安定的少数民族问题仍然不以为意。
实际上，首都莫斯科仍在对是否进行政治体制改革争论不休。许多共产党官员只是在口头上赞成改革，而同时却抵制进行具体的变革尝试。由于在改革方向和改革速度等问题上的争论，戈尔巴乔夫两年前组建起来的领导班子不久就分裂了。
第五章：致命的分歧
外国电台宣传说我们之间有分歧，这纯属无稽之谈，徒添聒噪而已。他们想离间我们，在戈尔巴乔夫与利加乔夫之间，在雅科夫列夫与利加乔夫之间，以及在其他人之间制造对立。
——米哈伊尔·戈尔巴乔夫1987年10月21日
我们没有宗派之争，没有改革派与保守派之分，但有些人特别希望我们这样。
——叶戈尔·利加乔夫1988年7月1日
我与雅科夫列夫第一次公开的冲突应追溯到1987年秋。
——叶戈尔·利加乔夫1991年
1987年夏，戈尔巴乔夫赢得了中央委员会对政治改革总体规划的支持。这项总体规划旨在为经济改革创造条件。许多细节不为外人所详，但“民主化”这个新口号似乎已不再只是说说而已。一些新思想，诸如通过选择候选人以及无记名投票来进行真正意义上的选举，诸如提高政治透明度等，若真能开花结果那就意味着变化。
这年7月份，我到华盛顿进行就任大使以来的第一次述职，其间我汇报说戈尔巴乔夫一直都面临着强大的抵制力量，不过他似乎每次都能渡过难关。依我当时的观察，虽然没有迹象表明他的领导地位受到了动摇，但我预测他在实施改革的过程中将面临严峻的考验。尽管如此，当时我仍认为他会在政策上取得胜利，并将着手为改革构筑立法框架，一步一步地清除资深官僚中的最顽固分子。但改革能否带来经济发展，其前景并不明朗。大众是没有耐心的，我当时预测在未来的三五年内仍将困难不断。
从“右”到“左”
叶戈尔·利加乔夫，这位戈尔巴乔夫政府中的共产党二号人物，很快就被拥护激进改革的苏联知识分子看成是改革的死敌，一些评论家指责他为新斯大林主义分子。
然而，这并不正确。利加乔夫绝不是一个斯大林主义者，他尤其不希望回到红色恐怖时代。他的家庭深受大清洗之苦。他的岳父是米哈伊尔·图哈切夫斯基手下的一名将军，1937年被克格勃的前任头子草率处死。而且，他本人由于与一位“专政对象”的女儿结婚，年轻时一直为此背着黑锅。
利加乔夫不可能是个斯大林主义者，从某种程度上说，他甚至还是一位改革家。他希望能给经济带来更高的效率，铲除党内早在勃列日涅夫时期就已形成的顽疾——腐败现象，希望能有个更加有力的宣传机器来鼓动他认可的这些改革。
然而，利加乔夫认为只有依靠共产党才能进行富有成效的改革。他赞成采取措施，使党更加讲究效率，更加实事求是。但对任何会削弱党对社会的控制，降低党的威信的举措持反对的态度。他坚持认为宣传媒介应在党所控制的范围之内活动，“家丑”不可外扬。
他也许是1987年苏联政治局内唯一一位仍然坚信国家的内外政策应立于马克思“阶级斗争”概念基础之上的委员。
他为人坚决果敢，常在党的非公开会议上慷慨陈词，表述自己的观点。尽管他与戈尔巴乔大的磨擦自1987年以来与日俱增，但戈尔巴乔夫对他所争辩的观点还是予以认真考虑的。毕竟，戈尔巴乔夫在其整个政治生涯中受到了这些观点的潜移默化的影响。
利加乔夫不常与外国人接触。然而，他在1987年春担任当时仅充橡皮图章的苏联议会对外事务委员会主席期间接见了由众议院发言人吉姆·怀特率领的美国代表团。我当时刚赴莫斯科出任［110］大使不久，也有幸参加了这次会见。
会见是在位于莫斯科老广场的一座建筑物内的一个会议室里举行的，这里是苏共中央委员会工作人员的办公地点。会议大厅布置得像一间教室，每把椅子前面配有一张桌子。很显然，这样安排是为了记笔记的方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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