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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联解体亲历记_[美]小杰克•F•马洛特克【完结】(4)

  在我成长的30~40年代,我很少接触到外国文化,但开始对外语着迷,并试着自学一点俄语。不过,在格林斯伯勒没人能教我发音,我自己也不会背字母表。

  1946年,我进入杜克大学。当时学校尚未开设俄语课,我在课外阅读由陀思妥耶夫斯基撰写、康斯坦斯·加尼特翻译的《罪与罚》等书的过程中增加了对俄语的兴趣。

  以后,学校增开了俄语课,我在第一班注册。在最后一个学年,我和丽贝卡都选修了俄国历史和文学。当时,学校很少开设这类课,但教学质量弥补了这一不足。教授历史的是约翰·柯蒂斯,他能够分辨俄罗斯历史进程中的细微差别,却又不至于使证据去牵强附会于某些理论或偏见。教授文学的是汤姆·温纳,这是他的第一个专职教学工作,除了俄罗斯之外,他还以极大热忱引导我学到了更多的东西。他写了一篇有关哈萨克民间传说的论文,我帮他校对最后文本,从中我了解到哈萨克在苏联殖民主义统治下的悲惨命运,这一主题逐渐成为我的一个关注点。

  1950年,丽贝卡和我决定读研究生,为在大学执教或是进入外交机构,或许是为这两者做准备。在哥伦比亚大学俄罗斯研究所完成学业并在达特茅斯学院教了一段俄罗斯语言文学后,我于1956年进入外交部。

  我的第一项工作是写一份有关苏联内部发展的报告,对此我不太乐意,因为我想去海外,但这份工作开始为我带来幸运。由于我比我办公室中职位较高的外交官们对苏联事务有更广泛的学术背景,我很快得到提升,且比其他苏联问题专家声望要好。在奥地利任职2年和在德国任职1年之后,我终于在1961年9月抵达莫斯科的美国大使馆,而这一切距离我在杜克大学第一次注册俄语课已有13年。

  赫鲁晓夫的“解冻”刚刚开始,将苏联公民与外国外交官隔绝开来的大墙已经裂开了一些小缝隙。我和丽贝卡决定走出外交圈,在不给苏联人带来危险的情况下,尽可能地同他们打成一片。我们采取了各种我们所能想到的办法去见俄国人,但通常在火车或旅馆与他们偶然相遇后,他们就中止交谈,有时抱歉他说再一次会面不方便,大多数时候则不加任何解释。显然,克格勃已警告他们不要来见我们。

  只有两种情况例外。第一种情况是,我们开始邀请来苏联的大学学习的美国人或其他外国学生(这时已开始有这种交流)来我们的公寓做客。随着我们与这些学生日益熟悉,我们就鼓励他们将其苏联朋友带来。前来的苏联人主要有两类:一是警察局密探;一是政治异议分子,后成为持不同政见者。后者能准确辨认出前者,我们也很快学会将那些伪装者拒之门外。

  我们还得知,某些被允许访问美国的苏联文化人士在访问前后可以与我们会面,作为交流的一部分,前来访问的美国知名人士来莫斯科也可以会晤苏联同行。这样,我们得以会见和招待作家和学者们,特别是在1962年罗伯特·弗罗斯特访苏期间。

  在我们任职莫斯科的两年间,我们逐渐结识了许多苏联人,包括作家、艺术家、戏剧导演等,其中许多人成为我们终身的朋友。在苏联15个加盟共和国中,我们去过14个,我们的家庭也由3个孩子增加到五个,其中一个还出生在莫斯科的一家医院。以后的七年,我们是在非洲度过。这不是因为国务院有意忽视地区和语言方面的专家,而是我自己要求去的,因为我想看看那些殖民地是如何形成新国家的。我意识到,苏联本身是一个帝国,60年代在非洲所发生的一切有朝一日会与苏联有关,而且苏联统治者自然会尝试在已崩溃的英国和法国帝国内坐收渔人之利。验证这一切将非常有趣。

  首先,我们被派往加纳,然后是桑给巴尔岛,以后是坦桑尼亚。此时,苏联的影响开始上升。我特别注意到,被派往这些国家的苏联人士大多以外交官、记者或教师的身份进行活动,且他们中的大多数人只要有机会就想叛逃,以摆脱苏联对其生活的控制。此外,他们中许多人不快乐,与非洲人的关系也不融洽。我向华盛顿发回报告,指出他们的存在不仅不会成为苏联意识形态的传染源,而且还有可能成为预防苏联意识形态传播的疫苗。

  70年代,我恢复了与苏联直接打交道的工作,先是回华盛顿国务院担任苏联事务主管,然后任驻苏大使馆副主管。此时正是缓和时期,美苏关系比60年代要好些,但尚未完全解冻。克格勃仍试图禁止我们同苏联人的交往,只有一些勇敢者(如诗人兼小说家安德烈·沃兹涅先斯基及其妻子、作家卓娅·波古斯拉夫斯卡娅)愿意定期与我们会面。尽管如此,我们的交际网仍在稳步扩大,直至1978年我们返回美国为止。

  1981年,我们又被派往莫斯科,这次是在罗纳德·里根就任总统之后奉命代管大使馆工作。在那里,我们呆了大半年,直到秋天里根任命的阿瑟·哈特曼大使上任为止。这一段时期正值美苏关系高度紧张:一年前苏联入侵阿富汗,参议院在激烈辩论之后拒绝批准第二阶段削减战略武器条约。不过,我们发现仍有很多朋友愿意与我们会面。

  在布拉格任驻捷克斯洛伐克大使两年之后,我被调回华盛顿国家安全委员会工作,负责欧洲和加拿大的事务,侧重于苏联。我被指定帮助设计一项有助于缓和紧张,减少军备的战略。当这项任命公布后,我从未谋面的记者卢·坎农在《华盛顿邮报》上撰文,称我为“军事上的强硬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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