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人代会的设计似乎就有这样的考虑：迫使顽固的党的官员们接受无记名投票，以此给他们带来压力。鉴于戈尔巴乔夫当时在民众中所享有的知名度，不管这种投票选举采取什么样的民主方式，他都会赢得新一届最高苏维埃主席之职。这样，他就不会轻易像赫鲁晓夫那样被党内一小撮敌对集团所推翻。
尽管改革者以及大部分市民对叶利钦被党代会除名抱以同情，但许多知识分子都认为他是个政治阴谋家，不可信赖。同时，针对苏共大会上出现的投票表决反叶利钦一事，他们更多是指责利加乔夫，而不是戈尔巴乔夫。事实上，叶利钦已开始在民众中失去光彩，因为戈尔巴乔夫现在掌握着改革运动的主动权。
1988年年底的民意测验表明，有55％的人认为戈尔巴乔夫获“年度人物”奖当之无愧，而认为叶利钦有资格的只有4％。看起来，戈尔巴乔夫最终站在了激进改革的前列，他已把如利加乔夫和切勃里科夫这样的保守派搁置一边（尽管不是完全这样），开始实行他的民主化进程计划。虽然经济失调、商品短缺的现象有增无减，但人们谴责的是雷日科夫政府和党僚们，而不是怪罪戈尔已乔夫。
在帝国的边远地区，这时不满情绪已开始抬头，有些还带有民族主义色彩。尽管这是令人头痛的事情，但在1988年年底，这种情况对当时的戈尔巴乔夫来说，还是可以控制的。
对外政策在任何情况下都是戈尔巴乔夫的重头戏。他在外交上的努力已开始结出累累果实。这一年，他在外交上的那些成就在国内也是家喻户晓的。
第六章：“人类的共同利益”
我们完全有理由拒绝承认在和平共处时期存在着一种特殊形式的阶级斗争。
——爱德华·谢瓦尔德纳泽1988年7月
我们的出发点是国际关系中的阶级特性。..积极参与解决人类所面临的共同问题不应成为阻止社会与民族解放斗争的理由。
——叶戈尔·利加乔夫1988年8月
武力的使用或武力的威胁不可能、也不应是对外政策的手段，这一点勿庸置疑。
——米哈伊尔·戈尔巴乔夫于联合国1988年12月7日
1987年5月下旬一个温馨的夜晚，斯帕索别墅的主会客厅里宾客盈门，人们聚集在巨型吊灯之下谈笑风生。一位美国新闻记者走到我面前说：“我刚才遇到了我平生最奇怪的事情。我的一位苏联朋友在电话中向我打听是否有一架外国飞机降落红场。这听起来似乎不可思议，但刚才路过红场的时候我特意停下来看了看，天哪，真有此事。你知道，一架塞斯纳正停在那儿，所有的人都不让靠近。从标记来看像是德国飞机，但当我问一名士兵这是什么类型的飞机时，他茫然地盯着我，只喃喃地重复了句‘什么飞机？’”
这就是我第一次听到这一事件的过程。一位名叫马蒂亚斯·鲁斯特的19岁西德青年驾机从汉堡起飞，井即兴降落在克里姆林宫宫墙前面。
对于外国人来说，在莫斯科生活真是索然无味，有时简直令人沮丧。这个德国小伙子竟大胆巧妙地躲过了自负甚高的苏联防空部队之监控，此事一时成了无数鸡尾酒会上的笑资，要知道苏联防空部队连迷失方向的客机都敢击落。不但外国人对此津津乐道，连苏联市民也取笑他们穿军装的部队的狼狈。这些军人在公众面前趾高气扬，高傲自大，人们禁不住总想挖苦他们一下，杀杀他们的威风。而且，一架塞斯纳毕竟不能算是一种军事威胁。
因此，当我在随后的一次聚会上听到苏联人自己取笑这件事时，一点也不感到奇怪。在那次聚会上，我遇到了苏联外交部美国处处长维克多·苏霍德雷夫，他以给苏联领导人担当高级英语翻译而出名，他在招呼我时问我：“你听说了吗？人们已把红场给改名啦。”
“不是开玩笑吧！改成什么名字了？”
“噢，当然改成谢列梅捷沃3号啦。”谢列梅捷沃1号和2号是莫斯科附近的两个国际机场。
驯服军队
我不太清楚戈尔巴乔夫是否也拿鲁斯特的恶作剧来取笑，但自己国家的防空系统如此漏洞百出，他不太可能对此幸灾乐祸。不过，这件令人尴尬的事情正好发生在政治局势微妙的时刻。当时在制定更加合作的对外政策方面，军方是主要阻力之一。戈尔巴乔夫上台之初没有按照惯例让国防部长谢尔盖·索科洛夫元帅享有完全的政治局成员地位。这本身就在暗示，军队起的作用将不会再像勃列日涅夫和契尔年科时期那样重要，此外，戈尔巴乔夫当时还玩弄一些新颖的但却语焉不详的概念，如“防卫充分论”。
鲁斯特的恶作剧给戈尔巴乔夫提供了一次对苏军领导层进行大换血的机会，并进行得非常迅速。德国飞机是5月28日降落红场的，而戈尔巴乔夫在两天后，也就是5月30日就撤换了国防部长索科洛夫，接着又撤换了防空部队司令员及其他一些将军。在选拔新的国防部长时，戈尔巴乔夫沿用古老的政治手腕来培植亲信。他没有看上很多老资格的军官，而是擢任了一位级别很低的将军。在这种情况下，戈尔巴乔夫有充分理由相信，这次意想不到的晋升会确保这位德米特里·亚佐夫将军死心塌地对他忠心耿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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