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产主义青年组织共青团，更是走到了党的前面。6月，立陶宛共青团正式与全苏共青团脱钩。在爱沙尼亚和拉脱维亚，共和国共青团组织控制的报纸成为传播人民阵线观点的喉舌。
在波罗的海各共和国，共产党掌管的议会和部长会议从未来的新选举着眼，也开始努力适应新的公共思潮。1985年以来，共和国最高苏维埃从没有进行过选举。直到1989年，这些机构都是按部就班地充当着傀儡，每年聚集两三天，一致通过共产党起草的立法议案。
觉悟的选民对面临真正选举的政客正产生极大的影响。认识不到这一点的观察家们一定会为这种变化而吃惊。首先，面对来自莫斯科的反对，立法者支持自治。随着时间的推移，他们干脆转向直接要求独立。到1989年秋，3个从前的傀儡议会都已背弃了他们那些所谓的爱国主义兄弟。
爱沙尼亚共和国最高苏维埃主席阿诺尔德·吕特尔带头为爱沙尼亚的事业奔忙。在拉脱维亚，阿纳托利·戈尔布诺夫也是如此。
人民阵线的活动家获提名担任共和国政府的高级职务。特别是在3月大选显示出民族情绪在广大公众中的强大力量之后，许多政府官员开始拥护民族事业。例如，经济学家卡兹米拉·普隆斯基涅是萨尤季斯委员会的成员，曾赢得苏联人民代表大会的一个席位，7月被任命为立陶宛副总理。民众要求分离的呼声在1988年还微乎其微，而今已不绝于耳。
帝国反击
赢得大多数波罗的海民族支持的民族主义热潮不仅引起了莫斯科当局的警觉，而且震动了初来乍到的移民。这些移民大多是莫斯科国营企业的职工，或者是苏联军人及其家属。
波罗的海，特别是爱沙尼亚和拉脱维亚的生活水平，要比苏联其他地方高，而且工业企业很容易招到俄罗斯人。驻扎在波罗的海的军人经常就地转业而不是回到俄罗斯或其他苏联共和国。
这样的移民，加之波罗的海沿岸三国人口出生率较低（二战时波罗的海人口损失惨重，使外来移民大批涌入，后又历经政治清洗），导致拉脱维亚和爱沙尼亚的人口结构发生巨变。例如，拉脱维亚人曾经占这个独立国家人口的77％，到1989年只占52％的微弱多数。照此趋势发展下去，到本世纪末他们在自己的国度里将成为少数民族。在爱沙尼亚，情况虽不那么严重，但势头也十分凶猛：38％的人口为非爱沙尼亚人，而在30年代还不到20％。另外，在爱沙尼亚东部，俄罗斯已成为主要居民。立陶宛人在他们共和国里仍占多数，达80％，但是他们也为外来户日益增多而不安。
在该地区的许多（但绝非全部）非波罗的海人为日益蔓延的民族主义情绪深感不安。如果波罗的海人掌管他们的国家，限制移民，他们还会允许俄罗斯人呆下去吗？即使允许，他们会不会被视为二等公民？会不会被迫学习迄今为止可以忽略的当地语言？
莫斯科的要员们利用了这些担忧。经济部的官僚们认为在波罗的海建立起的工业基地是他们的私有财产。他们在克格勃、共产党保守派和军官们的积极支持下大力煽动反波罗的海情绪，并开始在波罗的海国家组建受他们操纵的反对组织，以期阻止波罗的海独立运动。
他们的主要方法就是创立组织——其构成大都为俄罗斯族，一般称为“国际阵线”或者“国阵”，组织罢工、游行来抗议民族组织的行动。这些活动由中央新闻媒介予以报道，以便使波罗的海以外的俄罗斯人和其他民族相信波罗的海民族主义者是危险的极端主义者，不能得到整个人民的支持。但是，这种宗派活动仅仅使当地人口两极化，加剧了波罗的海人和外裔社区间的紧张。
1989年夏，莫斯科知识分子互开玩笑说：“民族主义者就是说两种语言即母语和俄语的人。”那么什么是国际主义者呢？“咳，只说俄语的呗。”
分而治之在俄罗斯帝国传统中早已习以为常，而任何未得到莫斯科赞成的区域合作都被认为是可疑之举。随着三个波罗的海沿岸国家开始从莫斯科争得更多的自治，它们之间也开始开辟更好的合作途径。这些共和国在根本利益上生死与共，而且对于大多数爱国者来说，如果单枪匹马的行动，谁也不可能实现独立。
5月，立陶宛萨尤季斯和爱沙尼亚、拉脱维亚人民阵线的代表组建波罗的海沿岸三国理事会，并因三方在苏联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团中的人民阵线代表的大力参与而得到进一步推进。这些代表的第一个公开行动就是走出人代会，抵制建立一个宪法监督委员会的建议。他们担心，这个委员会由于权限不明，可能推翻波罗的海沿岸三国的立法，限制分离的宪法权力。为了避免公开分裂，戈尔巴乔夫在这一问题上做了让步。
最引人注目的行动发生在8月。值此纳粹—苏联协定签署周年之际，人民阵线得到立陶宛和爱沙尼亚共产党领导人的合作，于1989年8月29日发起并组织了迄今为止规模最大的游行即“波罗的海之路”。
200万多人响应了号召，手拉手形成人链，不间断地绵延于首都塔林、里加和维尔纽斯之间。生活在三个波罗的海沿岸国家的爱沙尼亚人、拉脱维亚人和立陶宛人差不多有500万，因此，参加者令人震惊地达到了全部波罗的海民族人口的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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