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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联解体亲历记_[美]小杰克•F•马洛特克【完结】(97)

  1988年,我接受该刊采访时,斯塔尔克夫的不同风格引起了我的注意。苏联刊物刚刚开始敢于采访美国大使(《机关报》是第一个),但往往要避开有争议的话题。不过,斯塔尔克夫却单刀直入,触及美苏关系中最敏感的问题。他的最后一个问题一定会引起读者的极大兴趣:“我们真的窃听了你们的使馆吗?”他问,“如果是真的,你有证据吗?”

  “是的,你们的确那样做了。”我回答说,“而且我已掌握证据。”他的提问和我的答复都原封不动地发表了。公众喜爱他的刊物,因为它问了他们想问的问题,而且给予直截了当的回答。

  斯塔尔克夫尽管很勇敢,但并没有加入任何政治组织。他可能采访利加乔夫,也可能采访萨哈罗夫。民意测验的数据过去总是不予公开,随着民意测验的普及,《论据与事实》开辟专栏予以报道。

  10月份的一篇文章显示,《论据与事实》的读者认为萨哈罗夫是国内最孚众望的政治人物。这一下惹怒了戈尔巴乔夫。为实现更开放的政治体制,正在同党内保守派进行斗争的戈尔巴乔夫认为,凡是对其领导权威和威望提出挑战的行为,都是不忠诚的表现。他立即于10月13日召见主要编辑、记者和作家到中央委员会,指责他们诋毁改革。

  第二天,梅德维捷夫传唤斯塔尔克夫到中央委员会,要求他辞去《论据与事实》编辑职务,接受一份别的工作。他可选择去编辑一份苏共资助的在布拉格发行的日报,或去卢基扬诺夫主管的《最高苏维埃公报》。

  照过去的惯例,专门负责新闻事业的政治局委员提出的要求必须服从。但斯塔尔克夫拒绝默默地离去,而将此事提交给了他自己的编委会投票裁决,结果是以47比2的票数支持他。形式上,他不是党的雇员,而是属于其董事会成员很少碰头的知识协会。

  一连几周,他和那些与新闻自由利害攸关的改革派焦急地等待着迫使他离职的进一步行动。可是一直也未见动静。戈尔巴乔夫显然决定不强行介入这一问题。不过,这一事件促使苏联知识分子认识到,他们需要法律的保护以免受这种压力。于是他们发起了一场立法运动,以保证新闻采编独立于共产党控制。

  戈尔巴乔夫虽未强行介入这一问题,但却相当不必要地树立了一个敌人。斯塔尔克夫曾经是改革事业最积极的支持者之一,且始终不渝,但他绝不会原谅戈尔巴乔夫企图炒他的鱿鱼。1992年,斯塔尔克夫警告我说:“如果谁把开放的成果归功于戈尔巴乔夫,那么就是对我们所有这些不得不与他分道扬镳者的侮辱。1991年8月之前,党中央委员会一直在找我们的麻烦。不是戈尔巴乔夫给我们带来了公开化,是我们自己闯出来的。”

  我问他,戈尔巴乔夫是真的想开除他呢,还是仅仅想吓唬他一下。他肯定说,戈尔已乔夫是真的要迫使他辞职。“那他为什么没有那样做呢?”我问,“如果他坚持到底,肯定能做到。”

  “不,他办不到。”斯塔尔克夫回答,“世道已变,今非昔比。”我没有问他是谁最初开创了那种变化的契机,因为很显然,戈尔巴乔夫1989年的所作所为已使斯塔尔克失对这一事实不以为然了。

  波罗的海沿岸三国抢先一步

  由结果判断,9月份共产党全会公布的“民族问题”决议和8月份中央委员会发表的强硬声明,是刺激而非阻碍了波罗的海沿岸三国。三国的独立运动在秋季和冬季获得了动力,几乎每天都有新的进展。到1989年底,当三国以不同的策略向同一目标前进的时候,立陶宛人从爱沙尼亚人手中接过了领导大旗。

  8月,三个波罗的海沿岸国家的共产党召开了紧急会议,讨论如何对付中央委员会的威胁。表面上,他们力图在不放弃原则立场的前提下做出和解的姿态,但是爱沙尼亚和立陶宛“负责意识形态的书记”(传统上最保守的领导职位)公开谴责莫斯科的声明。人民阵线甚至更加无所顾忌:例如拉脱维亚人阵称声明是“不适当的和专横的”,并将其与50年前莫斯科吞并波罗的海沿岸三国时的态度相提并论。

  立陶宛并不限于批评“8月声明”。他们的领导人还向莫斯科提出进一步挑战,呼吁召开12月党代会,讨论如果苏共拒绝允许立陶宛共产党自治,该党将考虑退出苏共。

  利用放松旅行限制之机,来自波罗的海沿岸三国的人民加强了同外国人的接触,包括同那些在斯堪的纳维亚和西欧的波罗的海社区的联系。爱沙尼亚人开始把到芬兰探亲当作很平常的事。许多波罗的海沿岸三国裔美国人也开始到此访问,有的还留下来提供帮助和咨询。

  10月份,我接到了一份会见请求,发出请求的是将要代表爱沙尼亚人民阵线参加苏联最高苏维埃一次正式会议的爱沙尼亚代表。3人中有2人我认识。伊戈尔·格拉金,一位37岁的法学教授,高前额,留小胡子,笑容可掬,是斯巴索别墅社交性集会的座上宾。虽然他家住塔图大学城,但却是由帕鲁农区选出的代表。其父是俄罗斯人,母亲是爱沙尼亚人,他说俄语带爱沙尼亚口音,喜欢用爱沙尼亚语拼写他的名字而不愿用俄语名字格利亚琴。马留·劳利斯庭是塔图大学的哲学教授,头发金黄,态度严肃,生于爱沙尼亚的名门望族:她父亲曾是爱沙尼亚独立时的一名共产党员,主持过“请求”加入苏联的议会。然而,她却是在人民代表大会上向戈尔巴乔夫发难的代表之一。格拉金和劳利斯庭得到了哈尔多·阿斯梅的响应。阿斯梅作为塔林贸易联合会的地理学家后来当选为该市市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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