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7月份的立陶宛不同，爱沙尼亚没有设计出一个独立的大战略，但强调他们有决心通过各种合法和非暴力的手段建立一个独立的爱沙尼亚。虽然他们觉得爱沙尼亚是一个权利受到剥夺的被占领的国家，但他们更明白，仅仅确认这一事实并不能自动获得独立。他们将不得不去谈判，并采取灵活的策略。毕竟他们必须避免诉诸武力。正如夏天的立陶宛客人一样，他们很清楚，暴力将使争取自由的努力付诸东流，给人民带来不必要的灾难。
他们想从我这里听到对美国政策的解释。他们注意到了我们的不承认政策，但想弄清其内涵。特别是，他们不清楚，与苏联当局谈判的行动和参加苏联的某些政治机构是否会削弱他们认为苏联吞并爱沙尼亚是非法行为的立场。他们很可能已从拜访过我的立陶宛客人那里了解到了我的态度，之所以没有提到这一点，是想直接从我这里听到答案。
我向他们介绍了我们的政策，正如7月份曾向立陶宛人所做的一样。我强调，“不承认”政策不可能改变，因为波罗的海沿岸三国在努力获得自由时是被迫加入到苏联机构中去的。只要他们没有在一次自由、公正的选举中投票赞成加入苏联，他们加入该“体制”就不能被用来证明苏联接管是合法的。与此同时，我解释说，宣布独立并不足以保证独立国家的身份获得认可：在可望得到正式承认之前，独立必须已是既成事实。
来访的爱沙尼亚人平均比萨尤季斯代表团成员年轻，这大概纯属巧合。三个波罗的海沿岸国家的人民阵线运动汇集了大批年富力强的人才。也许是由于格拉金、劳利斯庭和阿斯梅会说英语，故被选中。但值得注意的是，三人都是二战后不久出生的——在1949年与1952年之间。他们并不是已过中年、仍怀念着已逝去的田园诗般童年的那种人。作为一代人，他们是“苏维埃爱沙尼亚”的产物。另外，三人都是共产党员。其中两人不久后退党，另一位也没有落后太久。
封闭的社会相信谣传。由于正常的信息来源不可靠，人们就转向亲友、家属、同事，甚至是道听途说，信口开河。尤其是，出自某某认识的某某在政府部门供职的嫂子或小姨子的话可能比政客和大众传媒更为可信。
这就是苏联公众的心态。虽然新闻界日益开放，但还不足以改变人们的观念。他们认定当局故意误导民众，隐瞒事实，混淆是非。
到1989年秋，东欧已开始摆脱了苏联。夏天，波兰共产党在选举中失败，匈牙利共产党严重分裂，已到了崩溃的边缘。在捷克斯洛伐克，天鹅绒式（即外柔内刚）的革命已遍布全国。东德的昂纳克下台，保加利亚的日夫科夫被解职，罗马尼亚的齐奥塞斯库前途未卜，年底前就将死于非命。
事件走马灯式地一个接一个，就在这时，莫斯科和华盛顿的官方发言人都宣布布什和戈尔巴乔夫计划于12月初举行马耳他会晤。戈尔巴乔夫对布什关于会晤的建议作出了热烈的响应。在过去，当对结果没有把握时，他就会推迟会晤，而近一年来却迫不及待地要与布什总统举行正式会谈，以确保美国政策能继续里根确立的进展势头。进一步讲，他开始更热中于到国外旅行，与外国领导人打交道，而不喜欢处理日益混乱的国内事务。马耳他之行很容易配合盼望已久的对意大利的访问以及对教皇保罗二世孜孜以求的拜访。
从美苏双方角度来看，都有充分的理由举行马耳他首脑会晤。但是计划一公开，就在波罗的海沿岸三国和苏联其他地方引起轩然大波。一时谣言四起。盛传布什和戈尔巴乔夫已经或将要做一笔交易，用东欧的解放换取默认戈尔巴乔夫按自己的意愿处理苏联民族问题。1989年初，有关基辛格建议与苏联领导人就东欧前途举行谈判的报道更增加了人们的疑虑。
谣言引起了波罗的海沿岸三国政治新领导人的警觉。他们组成的一个代表团要求立即见我。这次三国都有代表，10月份见过我的那三位爱沙尼亚人也在其中，另外还有两名7月份见过我的立陶宛人（安塔纳伊捷斯和莫季叶卡）。新面孔中包括艾吉迪尤斯·比斯卡乌斯卡斯。他时年34岁，是维尔纽斯检察院的律师。满头黑发，戴一副无边眼镜，留着小胡子，喜欢芽黑色衬衫。他不久被提名为立陶宛常驻莫斯科代表（相当于大使），从而成为我的重要同行。另外，该代表团中最能言善辩的是经济学家卡兹米拉·普隆斯基涅。他最近被提名为立陶宛副总理，不久将成为总理。
代表团中还有两位拉脱维亚人，比舍尔斯·伊尔马斯和马夫里克斯·乌尔夫松斯。比舍尔斯是立陶宛州立大学的法律系教授。也是像我这样的年龄（年近60），体魄高大健壮，头发稀疏，戴一副有角质架的眼镜。我们早些时候见过面。当时他是最高苏维埃民族委员会的副主席，率一行要员访问过美国。他的俄语无可挑剔，但当我见到他妻子时，才意识到其家眷在家里都说拉脱维亚语。她的俄语口音很重，有时抱怨自己难以用俄语表达。乌尔夫松斯年近古稀，头发全白，在里加艺术学院教政治学，是最高苏维埃国际事务委员会里的活跃分子。他是犹太人，由此使人想起要求波罗的海沿岸三国独立的政治活动家并非只是波罗的海沿岸三国各民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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