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28 北大西洋
从1778年的战争中列举不出任何类似的例子来，虽然英国这个古老的君主国没有掩盖舰队活动暗中是由这个帝国严格的军事专制驱使的。在两次值得纪念的事件中，英国都处于防御地位。但是，战争初，它放弃了敌对港口附近的第一道防线，而是把舰队分派到分散在世界各地的帝国领地，以尽力保护那些地方。我们在试图说明一项政策的不足之处时，同时也要承认另一项政策的困难和危险。另一项政策是承认海军是形势的关键，当海洋既将战区分割成各个不同部分，同时又将它们联结在一起的情况下，该政策的目的就是通过把敌海军封锁在港内，或迫使其交战来缩短战争时间并决定战争结局。这就要求有一支数量相等和效能占优势的海军，分配给这支海军一个有限的作战海区，其范围应缩小到能使占领此海区的几个分舰队进行互相支援。兵力被这样分配之后，凭着技术和监视来拦截或袭击出海的敌人分队。它通过对敌方舰队的进攻来保卫遥远的领地和贸易，由此可以看出谁是真正的敌人，自己的主要军事攻击目标是什么。因为靠近本国港口，那些需要修理的舰船的接替和轮换可以不失时机地完成，同时也减少了对缺乏物资的海外基地的要求。为使另一项政策有成效，要求海军在数量上占优势，其原因是不同的分队相距太远，不能相互支援。因此，每个分队一定要同任何可能联合对付它的力量相等。这就是说，每个分队在每个地方对它实际上所要对付的敌人的力量都要占优势，其原因是敌人可能会得到意外的增援。尽管英国人在每个地方都努力争取使自己的兵力与敌军的兵力相等，但是他们在国外和欧洲经常处于劣势，这个事实说明，在兵力上不占优势时，这样一种防御战略是多么不可行和多么危险呀！1778年豪在纽约、1779年拜伦在格林纳达、1781年格雷夫斯在切萨皮克湾附近海面，1781年胡德在马提尼克岛和1782年他在圣基茨岛，他们都处于劣势，而在欧洲同盟国的舰队在数量上也大大超过了英国。一些经不起海上风浪的舰船，与其冒船员和舰船本身日益增加损伤之危险，倒不如把它们派回国而减少力量，因为殖民地的修船厂能力有限，不横渡大西洋不能进行大修，结果是一些不适于航行的舰船都被留下来了。关于这两种战略的代价比较，问题不仅是在相同的时间内哪一个代价更大，而是通过其有效的作战活动哪一种最可能缩短战争的问题。
同盟国的军事政策与英国的军事政策相比易受到更严厉的谴责，这是因为众所周知同盟国是攻方，事实上攻方要比守方有利。当同盟国克服了最初进行力量联合的困难时——并且已经目睹了大不列颠任何时候都不曾严重地妨碍它们联合——同盟国可以自由选择在什么地方，在什么时间和如何用其数量上的优势进行攻击。然而它们是怎样利用这个公认的非常有利的条件呢？它们用蚕食的方法进攻英帝国的外围，并且用它们的脑袋去碰直布罗陀这块坚硬的岩石。法国作出了最认真的军事努力，把一个分舰队和一个师的部队派到了美国，想使实际上已经在那里的兵力数量增加一倍。因此，在一年稍多一点的时间里，使英国看到同殖民地对抗是没有希望的，便结束了对其力量的牵制，这种牵制对它的对手一直是最有利的。在西印度群岛，小岛一个接一个地被攻陷，一般来说，都是在英国舰队不在的时候，轻而易举地被占领的。这就说明了如能对英国舰队取得决定性胜利，则整个问题便可获得最彻底的解决；但是，尽管法国曾经有过许多次机会，可它从未寻求通过进攻英国这支决定一切的部队和简单方法来解决这个难题。西班牙在佛罗里达按其自己的方法行事，用一支绝对优势的兵力虽然取得了胜利，但是这种胜利没有什么军事价值。在欧洲，英国政府所采取的计划使其海军力量在数量上年复一年地处于毫无希望的劣势；但同盟国所计划的作战活动似乎没有打算消灭英国的海军。在德比分舰队的30艘帆船战列舰被同盟国的49艘舰船围困在托贝敞开锚地的关键时刻，战争委员会作出了不对其进行攻击的结论，集中体现了联合海军作战行动的特点。为了进一步阻挠英国人在欧洲起作用，西班牙长时间顽固地坚持把它的舰队束缚在直布罗陀附近海区内；但是，他们从来没有实事求是地承认这个事实，即在直布罗陀海峡或英吉利海峡或在公海上，对英国海军进行一次严重打击是攻克直布罗陀这座要塞最可靠的方法。这个要塞曾不只一次处于饥饿的边缘。
在实施进攻战的过程中，同盟国宫廷内部产生了分歧和猜疑，严重妨碍了绝大部分海军的联合行动。看起来，西班牙的行为显得比较自私几乎是不讲信义的；法国的行为还是忠实于同盟的，并且从军事上来看，也是比较正确的，主张两国真诚合作，步调一致地对付精心挑选的主要共同军事攻击目标，进而推进实现两国的目的。还必须承认，众多迹象表明，同盟国方面，特别是西班牙在行政管理和战备方面效能极差；人员素质无法与英国相比。 [ 原作者注：这种说法并没有忽视许多法国军官们的职业造诣高，由于优秀人员的数量不足，搀杂了低劣成分削弱了人员素质。“由于1779年战役的若干事件，我们的船员素质已经受到了严重影响。1780年初由于人员缺额较大，因此毋需裁减一些舰船或在船员的编制中增加陆军士兵的比例。部长采用了后者。从陆军抽调的几个新组建的团交海军安排支配。在战争初期，军官人数本来就与编制相距甚远，随着战争的进展，更越来越显得严重不足。海军少将戴吉尚在配备其分舰队的人员时，在军官和船员方面都遇到了极大的困难。2月3日他率领人员配备极差的舰船出海，就象他在写给部长的信中谈到的那样，”（舍瓦利埃《法国海军史》184页。）“在上次战争（1778年战争）期间，在向舰船提供军官方面遇到了最大的困难。即便当时任命舰队司令、分舰队司令和舰长都较容易，但无法补充因死亡、生病或因少尉至上尉等下级军官的提升而引起的空缺。”（舍瓦利埃：《法兰西共和国的海军》20页。） ] 不过，虽然行政管理和战备问题具有极其深远的军事意义和重要性，但是，这些问题和同盟国宫廷在选择和攻击其目标以及为了达成其战争目的所采用的战略计划及作战方案是根本不同的。对它们进行仔细调查不但会不必要地拖长讨论，而且由于纠缠一些不必要的与本讨论题无关的细节，会混淆战略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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