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们呢?」
「他们大概以为我们要打架，就赶快说『对不起』。跑走了。」
「为什么，」晚餐桌上，我的少年问我，「都已经六十年了，历史好像还没有过去?」
那是二零零五年二月十三日。星期天，所以我们有充分的时间谈我们个别读到的文章。当天国际新闻有一个焦点：二月十三日是德瑞斯登大轰炸六十周年，德国右翼份子将在德瑞斯登举行大游行，纪念被盟军炸死的亡魂，也企图利用古城的悲情，塑造德国是「被害者」的形象，以争取选票。德国政府则担忧右翼势力的崛起和扩张，步步为营地试图防堵。
一九四一年，英国空军有人建议，要用地毯式轰炸来摧毁德国的城镇，才能真正断折德国的战斗士气。这是一种「恐怖战」，在一九四二年正式成为对德作战策略。英美盟军用的是一种「暴雷火」攻击;飞机对准大城市抛下大量填满高燃度化学品的「火弹」。当城市陷入火海时，着火区上方温度快速升高，而地面层的冷空气迅速侵入，人，便被火海卷入。
一九四五年，文化古城德瑞斯登被选中了，城内除了原有的六十五万人口之外，还有几十万难民的聚集。在德国投降前三个月，德瑞斯登被密集轰炸了整整两天，死亡人数究竟是三万五千还是十万人，历史学家到今天也说不清。
对德瑞斯登的轰炸屠杀，是不是一种「战争罪行」呢?英美盟军是不是该受谴责呢?德瑞斯登的市民，有没有权利为自己受难的亲人哀伤或愤怒呢?愤怒的对象，是始作俑者的德国自己，还是丢下「火弹」的英美联军呢?如果是对自己，六十年的忏悔和自我鞭笞够不够呢?如果是英美，那么被德国飞机所炸死的人──苏联就有五十万人因德机轰炸而死，又该对谁愤怒?如果德瑞斯登的轰炸是一种罪行，那么广岛和长崎要怎么看呢?如果全世界都要德国为历史赔偿赔罪，那么日本又以什么标准可以被容许不赔偿赔罪呢?
二月十三日当天，德瑞斯注销现了三股人潮：上千的市民别上了白玫瑰，默哀死者，祈祷和平。右翼份子游行，要英美承认错误。左翼份子聚集，反制右翼份子，围堵新纳粹主义的再生。每一股人群，都在试图掌握历史的解释权，因为历史怎么解释，决定了权力的去处，也决定了未来的日子怎么过。
「当我们这一代变成总统和总理的时候，」华飞说，一口咬下脆脆的春卷，「不知道会怎么解释德瑞斯登。」
那可能是二零四五年，少年五十五岁的时候;但我已经看见，历史仍没完。
之二
德瑞斯登大轰炸五十周年纪念的当天，德瑞斯登的男女老少胸前别上一朵白玫瑰，缓步来到广场上。当年的「敌国」── 美国、英国、法国和俄罗斯，派出了他们的大使，来纪念这个黑暗的日子。幽幽的铜管乐声响起，有人流下了眼泪。矗立在古城中心的圣母教堂，一砖一石地重建完成，在严寒的夜里亮起美丽的灯火。伦敦送来一件珍贵的礼物：一个十字架，用中世纪的钉子打成。十字架来自另一个教堂──一九四零年被德军轰炸成废墟的英国 Coventry教堂。
两边的人开始对话。当年坐在飞机里往下丢炸弹的英国兵说，他就是负责丢炸弹，专心丢炸弹，丢完任务就完成了，没想到，一回去，丘吉尔就说，轰炸平民是不应该的，这种指责，持续了六十年。当年在地面上躲避战火而幸存的德国人说，他的家人被炸死;尸体烧焦的刺鼻气味到今天还在他的鼻孔里。两个都是八十多岁的人了，声音分外苍老。
欧洲的二零零五年，可不寻常。从去年的诺曼底登陆纪念，到德瑞斯登大轰炸，紧接着是五月八日，德国投降、欧战结束的日子。六十年是个难得的整数，欧洲人停下脚步，细细盘点自己的历史。
二零零五年对亚洲人而言，又何尝寻常?四月十七日，是中日马关条约签订一百一十周年。八月十五日，是太平洋战争结束六十周年。八月三十日，英国军舰来到香港，香港重新成为英国殖民地。十月二十五日，台湾回归中国。哪一个日子不蕴含着千丝万缕的哀伤和愤怒、悲情和羞辱、傲慢和偏见?当日本人在八月六日和九日为广岛和长崎的六十周年哀悼时，中国人应该愤懑还是同情?当八月十五日来到时，中国人又是否有能力，除了过度简单的反日情绪之外，探索自己民族的灵魂深处?香港人如何解释这一天自己的历史处境?台湾人，在身份错乱的悲情里，又厘清了多少层历史的谎言?
我不抱什么期望。我不认为中国人对历史够在乎，够诚实，够气魄，因为，不必等到四月十七或八月十五，看看一月二十就知道。
二零零五年一月二十日，是一江山战役五十周年。一江山是浙江外海大陈列岛中的一个一点五平方公里大小的岛。一九五五年一月十八日，中共首次以陆海空「三栖」作战方式，派七千名兵力展开全面攻击，而国民政府的岛上守军只有七百二十名。在历时六十一小时十二分钟狂烈的战火之后，四千多名中共的官兵战死，七百二十名国军官兵全部阵亡── 数字，当然是政府说的。指挥官王生明和大陈长官最后的通讯是：「现在敌人距我只有五十公尺，我手里有一颗给我自己的手榴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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