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早的翻译事业起于何时呢？据传说，汉明帝时，摄摩腾译《四十二章经》，同来的竺法兰也译有几种经。汉明求法，本是无根据的神话。佛教入中国当在东汉以前，故明帝永平八年（六五）答楚王英诏里用了“浮屠”“伊蒲塞”“桑门”三个梵文字，可见其时佛教已很有人知道了。又可见当时大概已有佛教的书籍了。至于当时的佛书是不是摄摩腾等翻的，摄摩腾等人的有无，那都不是我们现在能决定的了。《四十二章经》是一部编纂的书，不是翻译的书，故最古的经录不收此书。它的时代也不容易决定。我们只可以说，第一世纪似乎已存佛教的书，但都不可细考了。
第二世纪的译经，以安世高为最重要的译人。《高僧传》说他译的书“义理明析，文字允正，辩而不华，质而不野。凡在读者，皆亹亹而不倦焉”。安世高译经在汉桓帝建和二年（一四八）至灵帝建宁中（约一七〇）。同时有支谶于光和中平（一七八—一八九）之间译出十几部经。《僧传》说他“审得本旨，了不加饰”。同时又有安玄，严佛调，支曜，康巨等，都有译经，《僧传》说他们“理得音正，尽经微旨”；“言直理旨，不加润饰”。
以上为二世纪洛阳译的经，虽都是小品文字，而那“不加润饰”的风气却给后世译经事业留下一个好榜样。
三世纪的译经事业可分前后两期。三世纪的上半，译经多在南方的建业与武昌。支谦译出四十九种，康僧曾译出十几种，维祗难与竺将炎（《僧传》作竺律炎，今从《法句经序》）。合译出《昙钵经》一种，今名《法句经》。《法句经》有长序，不详作序者姓名，但序中记译经的历史颇可注意：
……始者维祗难出自天竺，以黄武三年（二二四）来适武昌。仆从受此五百偈本，请其同道竺将炎为译，将炎虽善天竺语，未备晓汉；其所传言，或得梵语，或以义出，音近质直。仆初嫌其为词不雅。维祗难曰，“佛言依其义，不用饰；取其法，不以严（“严”是当时白话，意为妆饰。如《佛本行经》第八云：“太子出池，诸女更严”）。其传经者，令易晓，勿失厥义，是则为善。”座中咸曰：“老氏称美言不信，信言不美……今传梵义，实宜径达。”是以自偈受译人口，因顺本旨，不加文饰，译所不解，即阙不传。故有脱失，多不传者。然此虽词朴而旨深，文约而义博……
我们试引《法句经》的几段作例：
若人寿百岁，邪学志不善，不如生一日，精进受正法。
若人寿百岁，奉火修异术，不如须臾敬，事戒者福胜……
觉能舍三恶，以药消众毒。健夫度生死，如蛇脱故皮。（《教学品》）
事日为明故，事父为恩故，事君以力故，闻故事道人……
斫疮无过忧，射箭无过患，是壮莫能拔，唯从多闻除。
盲从是得眼，
者从得烛；示导世间人，如目将无目。（《多闻品》）
假令尽寿命，勤事天下神，象马以祠天，不如行一慈。（《慈仁品》）
夫士之生，斧在口中。所以斩身，由其恶言。（《言语品》）
弓工调角，水人调船，巧匠调木，智者调身。
譬如厚石，风不能移，智者意重，毁誉不倾。
譬如深渊，澄静清明，慧人闻道，心净欢然。（《明哲品》）
不怒如地，不动如山，真人无垢，生死世绝。（《罗汉品》）
宁啖烧石，吞饮镕铜，不以无戒，食人信施。（《利养品》）
《法句经》乃是众经的要义，是古代沙门从众经中选出四句六句的偈，分类编纂起来的。因为其中偈语本是众经的精华，故译出之后仍见精采，虽不加雕饰，而自成文学。
这时期里，支谦在南方，康僧铠在北方，同时译出《阿弥陀经》。此经为《净土宗》的主要经典，在思想史上与文学史上都有影响。
三世纪的末期出了一个大译主，敦煌的法护（昙摩罗刹）。法护本是月支人，世居敦煌，幼年出家。他发愤求经，随师至西域，学了许多种外国方言文字，带了许多梵经回来，译成晋文。《僧传》说他：
所获《贤劫》《正法华》《光赞》等一百六十五部。孜孜所务，唯以弘通为业。终身写译，劳不告倦。经法所以广流中华者，护之力也……时有清信士聂承远明解有才……护公出经，多参正文句……承远有子道真，亦善梵学。此君父子比辞雅便，无累于古……安公（道安）云：“护公所出……虽不辩妙婉显，而弘达欣畅……依慧不文，朴则近本。”
道安的评论还不很公平。岂有弘达雅畅而不辩妙婉显的吗？我最喜次法护译的《修行道地经》（太康五年译成，西历二八四）的《劝意品》中的擎钵大臣的故事；可惜原文太长，摘抄如下，作为三世纪晚年的翻译文学的一个例：
昔有一国王，选择一国明智之人以为辅臣。尔时国王设权方便无量之慧，选得一人，聪明博达，其志弘雅，威而不暴，名德具足。王欲试之，故以重罪加于此人；敕告臣吏盛满钵油而使擎之，从北门来，至于南门，去城二十里，园名调戏，令将到彼。设所持油堕一渧者，便级其头，不须启问。
尔时群臣受王重教，盛满钵油以与其人。其人两手擎之，甚大愁忧，则自念言：其油满器，城里人多，行路车马观者填道……是器之油擎至七步尚不可诣，况有里数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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