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人注目的还有躺在他身旁的一个约摸六七岁的男孩。孩子缩在一床铺开的被子上，穿着厚衣裳，一副睡着了的样子，看脸色并不是很好，几分钟便会发出一次咳嗽的声音。我仔细听了一下，孩子的咳嗽不像是一种病理性的，很像是故意装出来的。这让我产生了几分怀疑。
磕头男子的面前，放着一个瓷碗。看起来磕头乞讨的效果不错，过路的大人和小孩不停地丢钱到那个瓷碗里，有1元、2元的，甚至还有人丢5元、10元的。我站在那里半个多小时，那个瓷碗就快被纸币和硬币盛满了，少说也有四五十元的收入。
磕头男子停下节奏，欠身将钱装进胸前的荷包里，然后又继续开始了他的高频率磕头。他磕头非常专注，眼睛并不斜视，心无旁骛的样子。其高频率、大幅度的动作与躺着的小孩子一动一静形成辉映，一个是拼了命地折磨自己，一个是年幼有病在身，两人都颇令人生怜，也许正是这种双重效果换取了人们更多的同情。我这样揣摸着那些给钱人的心态。
这时，一个中年妇女停住脚步，从随身挎着的皮包里掏出两盒感冒胶囊，放进那个瓷碗里。那妇女对磕头男子说，孩子病了，快去给孩子吃药吧！说完就走了。磕头的男子看了似乎并没听见，继续上下甩动他的头。我觉得这是一个和他讲话的机会，走上前拉了一下那男子的衣袖，说：“你的孩子咳嗽，现在有人给他感冒药，你快去弄水让他喝药呀！”
磕头男子盯着我，目光有些呆滞，却只是点了点头，就准备又磕头。我俯下身，低头对他说：“孩子要是真生了病，赶快让他吃药。你们是哪里人啊？”
磕头男子的目光依然呆滞，一副游移不定的样子。在我连续追问了三次后，他的嘴唇才蠕动了一下，挤出了两个字：“河南！”然后就再也不理我了。
我想拍一张他们两人的照片。我掏出相机蹲在他们前方，刚要拍照，却被那男子瞥见了。他连忙停下来，推了一下身边的孩子，自己则背对着镜头，用一只手拦住自己的脸，另一只手赶忙开始收拾被子。
小男孩也站起来了。他长得很清秀，特活泼，一看就不像是生病了。我走过去，悄悄地问：“小朋友，告诉叔叔，他是不是你爸爸说了叔叔买东西给你吃。”
小男孩看了看我，又看了看收拾东西的胖中年男子，“吃吃”地笑着：“不是！”透出一副天真活泼的样子。
小男孩的话证实了我心中的猜测，因为从相貌看，他与那磕头男子差别很大。那么，那男子不是孩子的爸爸，两人又是什么关系呢？这疑团撞击着我，使我想弄个清楚。
我起身和那磕头男子搭话，可任凭我怎么问，他什么也不说，只是将被子卷起，塞进一个蛇皮袋子，然后牵着孩子朝一旁佳丽广场的方向走去。小男孩则不时调皮地回头冲我笑。
走了不远，两人在广场前的花坛边停住。这时，从另一个方向突然走过来一个同样背蛇皮袋子、手里牵着一个小女孩的偏瘦的中年男子。他们互相打着招呼，看起来很熟。小男孩和那小女孩也认识，两人互相打逗起来。
从装束和搭配看，很显然，那瘦中年男子和小女孩也是磕头讨钱的一套班子。两队人马在这里不期而遇。瘦中年男子不时向我这边张望，也许是那胖男子提醒他，注意后面有人在跟踪。
我索性走上前去，跟他们搭讪。我问那胖中年男子住在什么地方，他说住在汉口火车站。我还准备问，他忙对我摆了摆手说：“我知道你是记者。你不要问了，问了我也不会说的。”
任我怎么给他解释我不是记者，他就是不相信，紧闭着嘴巴。看样子刚才不该拿相机拍照，让他们产生了警觉。我只好沮丧地离开了。我看见，两个中年男子一直目送着我离去，才放心地各自散开。
2、“磕头者”的收入：一天能讨300元？
虽然没从胖中年男子口中“挖”出什么，但这类磕头式的乞丐已经激发起我想要探求他们奥秘的兴趣。近1年来，在武汉三镇，磕头式的乞丐日渐增多，乞讨的模式大致相同：一个拼命磕头的成年男子，旁边躺着一个小孩。直觉告诉我，这类群体的背后一定藏有一些不为人知的秘密。
一个星期后的一天下午，在汉阳钟家村，我又遇到一个磕头乞讨的矮个中年男子，旁边一样躺着一个缩在被子里的小男孩。他的“收入”看起来远比曾在佳丽广场遇到的那个胖男子要好。我在他身边观察了有半个小时，发现这个磕头男子不时把瓷碗里的钱装进裤兜，一会儿裤兜便被撑得满满的。
突然，磕头男子站起身来，朝附近的人行天桥上走去，和天桥上另一个中年男子嘀咕了几句后，就径直向天桥的另一端走去。而那个中年男子则来到刚才矮个男子磕头乞讨的位置，伏下身双手拄地，使劲地磕起头来。
原来，他们是在“交接班”！
此时，我基本将他们的“生存之道”摸清楚了：一个或两个外乡的中年男子带着小孩来到武汉，让小孩装病，睡在地上的被子里，自己则跪着不停磕头，给人们一种孩子病了，急需用钱的假象，以博取人们的同情。而过路的人要么是同情躺在地上的孩子，要么单看磕头者磕头的频率，就很容易生出恻隐之情，动起怜悯之心，慷慨解囊相助了——这的确是很“毒辣”、很管用的一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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