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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佩琪正说永乐大帝朱棣_毛佩琪【完结】(91)

  

  更为恶劣的是,朱棣恢复了锦衣卫狱。

  

  锦衣卫狱,又称诏狱,是朱元璋实行残暴统治的重要工具。它超越法律之上,以皇帝的喜怒为是非。其时,“上(太祖朱元璋)时有所诛杀,或下镇抚司杂治,取诏行,得毋经法曹” 。锦衣卫狱备有各种刑具,在皇帝的庇护下为非作歹,幽絷惨酷,害无甚於此者 后来,连朱元璋也不得不对锦衣卫狱加以限制。洪武二十年(1387年),朱元璋下令“悉火榜掠具。又六年,诏内外狱毋得上锦衣卫,诸大小咸经法曹。终高皇帝(太祖朱元璋)世,锦衣卫不复典狱。” 朱棣即位后,虽然进行了大规模屠杀,但仍觉得宝座不稳,在表面的太平之中,潜伏着巨大的不安。朱允炆的死活下落还没有弄清。如果他还活着,随时可能东山再起。政治反对派不与朱棣合作,甚至图谋刺杀他,弄得他心神不定,疑虑重重,甚至做梦也不得安生 。诚如王世贞所说:“天子(朱棣)既由藩国起,以师胁僭大位,内不能毋自疑人人异心,有所寄耳目。”他任用了“率先报效”、“颇目法家言”的纪纲,“治锦衣兵,复典诏狱”。纪纲摸透了朱棣的心思,“益布其私距,日夜操切阴计。闻上,上(朱棣)以为大忠,■之■咳之间。即淇成诸公号元勋,见则自匿引,不敢以衣比数。”纪纲为人狠鸷,更恃此“穷意为非”。他手下的一批爪牙则“曲侍奉纲,相缘借奸利数百千端”。 锦衣卫狱的刑罚花样翻新,朱棣早已将《祖训》不得滥施肉刑的戒谕抛到九霄云外了。他下令收缴天下兵器 ,派胡■刺探民隐 ,奖励告密 ,任用纪纲、陈瑛等“刻深之吏”为爪牙,镇压人民。如此等等,不一而足。朱棣的暴政给后世留下了极为恶劣的先例,成了那些施暴政者的榜样。比如,弘治十七年(1504年),刑部主事朱鎏言:“部囚送大理第当驳正,不当用刑。”大理杨守随言:“刑具永乐间设,不可废。”帝是其言 。永乐暴刑成了后世不可逾越的新的祖制了。

  

  明代的宦官之祸,在历史上也是颇为突出的。太祖朱元璋戒于历代宦官干政之失,对宦官的防范甚严。虽然,洪武中即已以宦官传令阅兵、监视大臣、察访官吏、核定课税、奉使外国 ,但宦官毕竟不敢放肆。有一次,一服侍朱元璋多年的宦官,竟然因偶言及时事被遣还。 建文中。也注意约束宦官,曾两次下诏禁约奉差中官,因此“内官怨甚”。相反,朱棣则正借些宦官为耳目,安插于建文帝身边。史称,“靖难兵起,三年所得惟北平、永平、保定三府。至是,有中官约为内应者,谓须直捣京师,天下可定。文皇朱棣深然之。”朱棣避开劲敌,直捣南京,轻易取胜。南京金川门开,建文宫中同时起火,说不定这火就是这些中官放的,不然何为内应?《明太宗实录》讳此不谈罢了。朱棣入宫,“杀宫人、内官略尽,而得罪建文帝者则被留用”,“既正位,次第擢为边藩镇守云” 。由于非法篡位,朱棣心存疑虑,“不能不有所私寄”。其私寄者除纪纲等人外,最受倚重者便是宦官了。他用宦官设立了东厂,用以监视天下臣民。东厂与锦衣卫结成了一个严密的监控网,施行恐怖统治,连皇太子也在宦官的监视之中 。宦官的地位大大提高,监军、分镇、专征、采木、督役、奉使外国,成了官僚队伍中的重要成员。他们傲视公卿,在皇帝左右必蟒服,这种服饰是连文武一品官员也不易得到的 。后世宦官之祸,隐然肇始。

  

  建文新政施行开明政治,一度打断了朱元璋推动的极端专制主义日渐强化的进程。朱棣则一反其道,完全抹杀建文新政。他所向往的,是做一个极端专制的皇帝。朱棣认为“帝王为生民之主” 这与方孝孺强调的“天立之君所以为民,非使其民奉乎君”的主旨大相径庭。

  

  但是,朱棣的淫威并不能完全压服民间的不满。正如明人王世贞所说:“以一时万乘之尊,挟不世之怒,而有不能尽快其意於意之外者。”他举了后世对方孝孺的态度加以说明:“建文之役,天下之名能殉义者无如天台方先生。其得祸之烈,则亦无如方先生。先生殁三十余年,天下乃敢举其名,又五十年,而天下乃敢诵其言,又百年,而天下乃有求其已绝之裔而为之记者。” 当然,王世贞是从君主宗法制的礼法的立场评论此事的。不过,可以看出,人心是难于征服的,哪怕是面对残酷的杀戳!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朱棣却希望人们把他看做是一心兴礼乐、施仁政的圣明君主。他甚至把自己打扮成连小虫子都不愿伤害。有一次朱棣去灵谷寺,“跬跸中庭,有虫著上衣,以手拂置地。徐命中官取置树间,曰:“此虽微物,皆有生理,毋轻伤之。” 如此矫柔造作而又虚伪可笑。

  

  朱棣的残暴,并非完全是由于政治上的被迫不得已,更多的,则是由于他的残刻暴戾和极端自私之本性。盖所欲极强,为遂其欲便不顾一切,对有碍于遂其欲者便必毫不留情。晚年永乐宫中发生的一桩牵连致死三千多人的惨案(详见余篇),便是最好的证明。

  

  六、艰难民生

  

  一个国家,必须有安定的秩序,否则,这个国家便无法维持。但安定的秩序并不只是凭借武力高压就可以得到的,也不是只凭权术便可以造成的。从根本上说,社会的安定首先是民众生活的安定。没有一个政府或统治者不解决民生问题便可以得到长治久安的。民生问题解决得好,一定是个明君;民生问题解决得不好或受到忽视,必是个庸主。朱棣对这个道理十分清楚,他是以圣君贤主自期的。永乐七年八月戊午,朱棣遣官祭祀历代帝王,祭毕,朱棣对群臣说过这样一段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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