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皇五帝纯乎道德，无为而治。自夏商至元，其间贤君圣主亦躬行仁义，修举法度，是以天下和平，名垂后世。我皇考法古为治，故前代帝王有功德者，皆以时修祀，著为常典。朕今此举，亦惟体皇考之心为心，以求古帝王之治。卿等更夙夜尽心赞辅，庶几克臻其效。
他要求他的臣下能够爱抚百姓，协助他使天下达于至治。永乐十三年春，天下大小衙门官员进京朝见，朱棣对他们说：
朕以眇躬，托于万姓之上，所赖文武群臣翼赞以协于治。惟尽乃心，惟尽乃职，以熙庶政，永康兆民，尚慎之哉！惟善致福，惟恶致愆，天有显道，极施无爽，尚惟之哉！
不久，朱棣便在午门之外张榜普告：“天下文武官，治兵者爱恤军士，理民者爱恤百姓，敢有剥削厉军民者，必罪不赦！”
我们还要举出朱棣命礼部发给中外诸司的一道公文，看他打算在哪些方面去推进他的致治之道。永乐十五年十一月癸酉，朱棣命行在(北京)礼部移文中外诸司：
一遵成宪，爱恤军民，必崇实惠。且以农桑衣食之本，必及时劝课；学校育才之地，必加意劝勉；赋役必均平，科征必从实，祭祀必诚敬，刑狱必平恕，孝顺节义必旌表，鳏寡孤独必存恤，材德遗逸必荐举，边徼备御必严固，仓库出纳毋侵欺。有官吏贪暴旷职者，监察御史、按察司具实纠举。
上文已经说过，朱棣为了夺取皇位，打起了维护祖训、恢复旧制的旗号，为了宣传上的需要，他一反建文之政，哪怕是有惠于民的德政，只要是出自建文君臣，也毫不顾惜地将其取消。但如今大位既得，势必要努力安定天下，他完全可以按自己的意志采取措施，至于祖训云云，对他来说并不像夺权时那么重要了。他做的一切只有一个目的，就是有利于自己的统治。
朱棣一即位，立即把安抚军民的事提到了日程。其时，各地臣民对朱棣的大规模杀戮还惊魂未定，朱棣急忙命兵部出榜晓谕军民各安生业，他说：
今为众所推戴，嗣承大统，罪人皆已伏诛，嘉与万方，同乐至治。比闻在京军民犹有未喻朕心者，谓有复行诛戮之意，转相扇惑，何其愚也！
吾为天下君，则天下之民皆吾赤子，岂有害之之心？且帝王刑法岂当滥及无罪？尔兵部亟出榜晓谕，令各安心乐业、勿怀疑惧，敢复有妄言惑众，许诸人首告，犯人处死，家产给赏告人。知而不告，与犯人同罪。
这是一道以高压强行使百姓就范的命令，欲令百姓“安生乐业”，反以告讦、死刑相威胁，其时天下新定，一切尚未走上轨道，朱棣还脱不出军事高压的模式。他相继向全国各地派出军事将领，担任“整肃兵备，安抚人民”的任务，如都指挥使何清往浙江都司苏州卫，都督佥事赵清往凤阳中都留守司，前军左都督李增枝往荆州，江阴侯吴高往河南、陕西等等。但是，仅靠武力高压的“抚安”是不够的，朱棣也同时注意到民生的实际问题。因而，这时也派了前工部尚书严震直、户部致仕尚书王纯、应天府尹薛正言等分往山西、山东、河北、陕西等布政司巡视民瘼，令其将“何弊当革，何利当兴，速具奏来”。第二年(永乐元年)，他又派监察御史、给事中这些“朝廷耳目，侍从之臣”，分诸直隶府州县及浙江等布政司抚安军民，宣传他的与民休息之意，并要求他们修理城池，剿捕草寇，同时约束他们非奉朝廷明文者，“一夫不许擅差，一毫不许擅科”，“有故违者具实奏闻，以法治之”。 这些措施，还带有为“靖难之役”善后的色彩，这对于安定民心、稳定社会秩序是十分必要的。待社会秩序稍为安定之后，必须采取更为根本的措施。
一个社会成员主要是农民，主要收入来自农业的国家，首先必须安定好农民，首先管理好农业，才能使社会安定、民有所养而财用不枯。土地、种子、农具、耕牛，以至于耕作技术、水旱蝗灾都是执政者应该考虑的。《明太宗实录》有关这方面的记载不少。朱棣的具体措施包括：移民垦荒屯田，耕种乏牛者，官市给之；乏农具者，宝源局铸造给之。这方面的例子在下文论述朱棣开发北京时要详细介绍。
减少工作，与民休息。例如：
永乐元年三月乙巳，上(朱棣)谓兵部尚书刘俊曰：“朕即位之初，首诏内外诸不急之务一切停止，毋妄劳人敛财，庶少息兵民。今闻诸司尚有不体朕意，横虐吾军民者，其申谕中外，自今军执常役，民安常业，官守常职，虽事之警急不可已者，亦须奏准然后行之，违者加罪。”
又如：
永乐元年四月丁巳，山东兗州府通判江澄言：“今率沂州等县民丁三千余人，修治鲁府，东作方殷，乞暂停工，今归耕种，俟农隙就役。”从之。
再如：
永乐元年四月乙丑，赐书楚王祯曰：“别来恒用思念，世子至，知安好，良以为慰。所奏府中欲修造，兄于贤弟岂有吝惜意？但天下初定，众心未安，劳困未甦，兼旱蝗相仍，民苦寒馁，安养休息，方在此时。故即位之初，首诏天下不急之务悉皆停罢。今后宫为建文所焚，东宫亦皆折毁，而未敢兴造。贤弟幸体朕意，府中宫室损坏者，姑用护卫之人随时修葺。俟民安岁丰，然后量拨军民为之。如此公私两利矣。贤弟又云，欲令左护卫军屯种以赡岁用，正合成法，具见远虑之意，宜早图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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