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天，又将启程。
从今屈指春期近(1)
鹧鸪天
晓日迎长岁岁同，太平箫鼓间歌钟。云高未有村前雪，梅小初开昨夜风。
罗幕翠，锦筵红，钗头罗胜写宜冬。从今屈指春期近，莫使金尊空对月。
每当社会风气递嬗变革之际，士之沉浮即大受影响。其巧者奸者诈者往往能投机取巧，致身通显，其拙者贤者，则往往固守气节，沉沦不遇。
陈寅恪《柳如是别传》
这首词并非晏词中的一流佳作，我对它的兴趣乃是缘于其背后的一则小故事。
据王灼《碧鸡漫志》记载：叔原年未至乞身，退居京师赐第，不践诸贵之门。蔡京重九、冬至日，遣客求长短句。欣然为作两《鹧鸪天》“九日悲秋不到心”云云、“晓日迎长岁岁同”云云，竟无一语及蔡者。
当时，奸相蔡京一手遮天、为所欲为，以为沉入下僚的晏几道可以任其摆布，让其献词两首岂不易如反掌？不料却碰了一个软钉子。
千载而下，我仍然可以想象出这个要风得风、要雨得雨的奸臣“哑巴吃黄连，有苦说不出”的尴尬。
这首写冬至，另一首《鹧鸪天》则写重阳，全词为：
九日悲秋不到心。凤城歌管有新音。风凋碧柳愁眉淡，露染黄花笑靥深。
初见雁，已闻砧。琦罗丛里胜登临。须交月户纤纤玉，细捧霞觞滟滟金。
从这两首词中可以看出，在宋代，重阳和冬至是两个相当重要的节气，宋人在重阳登高，在冬至时酒宴。
花开花落，云卷云舒，大雁南飞，明月皎皎。晚年的小山心情宁静如水。他走在那些重阳登高的百姓之中，他坐在那些冬至赏月的百姓之间。大隐隐于市，清水出芙蓉。他与他们一同欢笑。
那时候的登高，便是平日深居简出的贵妇们也能够抛头露面；那时候的酒宴，便是平日“养在深闺人未识”的小姐们也可以放荡形骸一番。
那时候的音乐，那时候的舞蹈，那时候的罗裙，那时候的醇酒，无不显示出中国历史上罕有的太平气象与平安喜乐。
乱哄哄的五代十国、“千里无鸡鸣、白骨露于野”的杀戮终于过去了。“宁作太平犬，不为乱世人”的中国的百姓，总算可以喜庆地过节、安稳地生活了。
这两首小词中，果然没有一句对蔡京的阿谀奉承。
晏几道不动声色地将这个权臣奸相拒之于门之外，这份勇气自然与他自小生长在钟鸣鼎食的相府有关。
什么样的大场面他没有见过呢？什么样的权势才能让他折腰呢？
“古来多被虚名误，宁负虚名身莫负”，只要先把一切都看透了，无所求了，便自由了，谁也拿你没辙了。
古代中国没有中世纪欧洲那种代代相传的贵族制度。宋代的官僚体制，既给达官家族以相当优厚的照顾，给予他们的子弟以大量的恩荫资格，又在使用上严格控制，防止形成唐代的那种尾大不掉、威胁朝政的“门阀世家”。达贵子弟如果不重新通过科举考试，就会始终被抑制在官僚阶级的下层。晏几道的生活道路便是最为典型的例证。
小山不是一名寻常之人，他作词仅仅是“自娱”。倘若不是“自娱”，即便刀架在脖子上，他也不会动笔。有的人就是那么迂腐，摆在眼前的种种好处皆视而不见。小山珍惜自己的笔墨，因为他知道笔墨一旦玷污败坏，便像江淹一样，永远地“江郎才尽”了。
王灼《碧鸡漫志》中说：“叔原如金陵王谢子弟，秀气胜韵，得之天然，将不可学。”这样一位“开张天岸马，俊逸人中龙”式的人物，又怎会像韩愈之流的伪君子那样，为了丰厚的润笔而热衷于写作“谀墓之文”呢？
“紫衣金带尽脱去，便是林间一野夫。”蔡京真是找错人了。
这两首平淡无奇的《鹧鸪天》，既是研究当时民风民俗的好材料，亦斩钉截铁地表明了小晏对权势的拒绝态度。
宋代有三大特征：一是重文轻武，二是经济文化中心南移，三是民间社会坐大。日本东洋史大师内藤虎次郎有唐宋社会变革期之说，法国汉学家白乐日也认为宋代的历史，一半属于中世纪，一般属于近代。
宋代亦是中国文化面临重大变局的时代，以及中国士大夫逐渐被整合、被体制化的时代。严复认为：“若研究人心政俗之变，则赵宋一代历史，最宜研究。”钱穆也说：“论中国古代社会之变，最要在宋代。”
幸运的是，小山恰好生活在这一整合和体制化完成的前夕，这才得以享受了最后一抹自由的余晖。
朝廷积弱，民间社会却生机勃勃。吴熊和教授指出，宋词中展示的两宋民俗，非常的丰富。有关妇女生活、婚丧喜庆、饮食服饰、百工伎艺、音乐歌舞、各地物产、市井游乐、宫廷庆典、神怪灵异、社会交际、佛道宗教，来自草木虫鱼、行话俗语、医卜星象，都有生动如实的记载。
宋人尤其看重时令节日，宋词中的节序词，保存下来的也多至数百首，成为宋词的一大宗，与两宋时令节日之盛正相呼应。宋人作节序词是一种读友的时代风气，为时令节日点缀应景所必需与必备。两宋名家，几乎没有卜作节序词的。他们的名作在佳日良辰传唱遐迩，远播人口。
蔡京接到这两首《鹧鸪天》，展读之下，该是何种心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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