写的：此人把上衣左边的口袋撕掉了，留着右边的口袋，这表明他
仍然坚持顽固的资产阶级右派立场……
有一件事我记得很清楚：那是1960年10月的事情，夹边沟和
新添墩的右派除了老弱病残者之外都调到明水农场去了，新添墩
作业站就撤销了，我又回到夹边沟场部医务所去工作，和他在一间
房办公，给病人看病。有一天他到病房转了一圈回来，在办公室对
我说，有个武威来的右派，思想反动得很，这事要向管教科汇报一
·142·
医生的回忆
下。我问出什么事了，他回答，那个家伙唱歌，把歌词“跟着毛泽东
走”唱成“赶着毛泽东走”，你说他反动不反动!我当时心里惊了一
下，这样的事真要是汇报上去，这个右派可就倒大霉了，可是我又
不相信他说的话，这个右派就这么蠢吗?在公共场合竟然敢唱歌
骂毛主席?于是我偷偷地跑到病房里去问那个右派：你是不是当
着陈所长的面唱歌了?右派说唱了。我说你唱的哪支歌，你再唱
一下。那右派说唱的《跟着毛泽东走》，并且又对我唱了一遍。这
个右派唱完，我心里才踏实些了。这支歌里有这样的歌词：走，跟
着毛泽东走。由于武威人鼻音重，唱出来的“走”字像是“周”的音，
“跟”字像是“赶”的音，政治嗅觉敏感的陈天堂就认为这个右派是
在骂毛泽东了。我回到医务所之后就对陈天堂讲了，不是人家故
意那样唱的，是武威人鼻音重，发音不准所致。他不信，叫我举例
证明，我就学着武威人的口音把“中国共产党万岁”说了一遍：共共
共产党万岁。他这才半信半疑不去追究那个武威右派的立场问题
了。
陈天堂自认为参加过抗美援朝，又是共产党员，狂傲极了。有
一次一个病号来看病，他突然大喊起来：坐好，坐直了!你就是这
样跟党员干部说话的吗!他把那个病号委实给吓了一跳。
前边我跟你说的都是些小事，其他人都知道，但是有几件事，
是其他人都不知道的，只有我自己知道，我今天跟你讲一讲。
新添墩作业站有个叫贺秉灵的右派，是个上海人，解放前两年
跑到台湾去工作的。那人是搞成本核算的会计，在台湾的一家公
司工作。大陆解放了，他就和上海的家人失去了联系。可是他特
别想家，——上海有他的父母，铂‘女人和孩子——思念之情特别强
烈，想回大陆来。五十年代中期他从台湾跑到香港去了。在香港，
他和国内的朋友联系上了，在朋友的帮助下到了广州。他原本跟
帮助他的朋友说好的，回到大陆之后要回上海去，跟家人团聚。可
是到了广州就由不得他了，安排他回国的有关部门告诉他：你的工
· 143·
夹边沟记事
作我们给你安排到玉门油矿了，你去玉门油矿工作吧。结果就连
家人都没见着，就被人送到玉门市来了。在玉门油矿工作了才一
年多，就定为右派了，送到夹边沟劳动教养。
这个人的肠胃不好，从到夹边沟以后，一直水土不服，常年大
便不成型，所以常来卫生所看病。时间长了，跟我熟悉了，就把他
的历史讲给我了。
夹边沟农场一年四季就没有星期天，只有下雨下雪的日子才
能休息。右派们有这样的顺口溜：祁连山戴帽(下雪)，右派们睡
觉。再就是重大的节日休息——像“五一”呀，“十一”呀，春节呀。
遇到重大的节日，提前一天要搞卫生。在劳教农场，对于搞卫生是
非常重视的，要搞个人卫生，还要搞集体卫生，完了还要检查。这
种检查，阵容是非常强大的，场长和教导员参加，管教科的科长和
干事参加，还有大队长带工队长以及拐棍们都要参加。当然医务
所长和我这个医务室的临时负责人也要参加。为什么要组织这么
庞大的阵容检查卫生呢?醉翁之意不在酒，主要是检查安全问题：
看是不是有人私藏武器和凶器了，是否偷了粮食了。每个人的箱
子枕头都要打开，褥子都要卷起来看看铺下边。哪怕是一颗钉子
也要收走。
可能以前的几次检查陈天堂都没太注意吧，1960年春节的一
次检查结束后，他在新添墩的医务室里说，啊呀呀，你注意贺秉灵
了吗，从台湾来的人和其他人就是不一样。我问怎么不一样了?
他说你没看见吗，他那个铁皮箱子里有那么多贵重东西，金项链，
玉石镯子，国债券那么一沓子……还带着金表，穿着西装!我记得
我当时说了一句：那有啥奇怪的?那是他在台湾八九年的积蓄，给
家里人带的……
就是这个贺秉灵，这年夏季的时候突然肠胃病又犯了，可能是
吃了什么不洁净或者不适的食品，一连几天泻肚，用什么药都止不
住。原本就虚弱的身体哪禁得住这样折腾，他立即就躺倒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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