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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生的回忆
1960年的春天开始，经过两年劳累和饥饿折磨的右派们开始了不
可遏止的死亡，什么药对他都已经无济于事。像贺秉灵这样得了
急症的人是必死无疑的。但我可怜他，仍然想尽点人道主义，便打
电话给陈天堂，要求把他送到场部去住院。陈天堂在电话里问什
么病，我说可能是中毒性痢疾，很重，一定要住院。他说送来吧。
那天贺秉灵去场部，是新添墩医务室的中医大夫武威县人杨
万仓去送的，马车拉去的。马车走的时候已经下午三四点钟了。
是我和杨万仓把他从宿舍里抬出来放上马车的。考虑到他这一去
就再也回不来了，我们把他的行李和箱子都装上车去了，心想叫场
部医务所去料理他的后事把。我们这样做的原因是怕他去住院
了，这些东西放在新添墩被人偷掉。1960年的劳教农场，人们的
思想境界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偷盗成风。
马车拉着贺秉灵走了，大约过了一个多小时，马车和杨万仓还
没回来，陈天堂就打过电话来了。他第一句话就说你们怎么把一
个死人送来了?我当时愣了一下，诧异地说，没有呀，贺秉灵活着
呀，上车的时候还能说话呀。他在电话里呵斥我：胡说，明明是个
死人嘛!人死了没有我还看不出来吗!
听他在电话中如此严厉地训斥我，我不敢再辩解了。我想这
是怎么回事呀，莫不是路途上的颠簸迅速地加重了病情，造成了死
亡?于是我支吾着回答：人从这里走的时候还能说话来的，可能是
路上突然……突然死亡了吧。他便又说，送的是病危病号，为什么
不带急救药?他严厉的口气真是把我镇住了，我真是哑巴吃黄连
有苦说不出，便只好检讨：哎呀，是我疏忽了，是我疏忽了，怪我，怪
我，我没想到病情发展会那么快。听我做检讨他才改变了口气说，
以后要注意呀，注意再不要出这样的事情。我唯唯诺诺回答，我注
意，我以后注意……
放下电话，我的身上出了一层汗。我是个右派，由于我的疏忽
致使病人死在路上，这种事领导不问便罢，一旦要问，要追究，我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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夹边沟记事
是负不起责任呀!
我的心忐忑不安。我等着杨万仓一回来，就立即去问他贺秉
灵为什么那么快就死了?可杨万仓告诉我：我们的马车还没进场
部，刚走到炼钢厂那儿，陈所长就迎上来了。他在路口上等着我们
哩。他看了看病人，就骂开了：你们怎么把个死人送来了!我说怎
么是死人呀，明明还有气嘛，还呻唤着哩。可他不叫我说话，一顿
臭骂，叫把马车赶进炼钢厂。病人直哼哼，不断地摇头，不愿意下
车，但他硬是叫人把病人抬进大房子里，把我们打发回来了。
我和杨万仓在一起议论了很长时间：怎么会出这样的事呢，是
不是陈所长觉得那人反正是活不了啦，干脆就放在炼钢厂去等死
吧。
夹边沟农场在五八年大跃进的年代里曾在场部西北角，从新
添墩进场部的路旁建过两座高炉，炼钢，还盖了两间大房子。到了
五九年的冬季，那儿就改为医务所的太平问了。死了人先抬到那
儿放着，然后由场部安排人去掩埋。
但是，这件事在我的心里留下了难以磨灭的阴翳，叫人迷惑不
解：怎么能在人还活着的时候送进太平间呢!
这个谜后来我自己一步一步解开了。
时间过得很快，到了1960年的9月，也就是贺秉灵死去两个
多月，夹边沟农场开始迁场了：劳教人员凡是能走路的都调到高台
县开辟明水农场去了，包括新添墩的人。夹边沟场部和新添墩作
业站只留下二三百病号和老弱病残。这时候场领导做出决定，干
脆放弃新添墩，把老弱病残都转移到场部来。我就又到了场部医
务所当医生，和陈天堂在一间办公室给病号看病。
在场部我又遇到一件怪事。我有个亲戚叫鲁昌林，解放初是
省教育厅的办公室主任，是个文化名人。后来省博物馆建成，就把
他调到博物馆当馆长去了。反右的时候，上级的指示是博物馆要
他完成四个右派的任务，可他只揪出来了三个。上级就一而再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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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生的回忆
而三地催他还要搞出一个来。有一次把他催急了，他就跟上级说，
我这里再也抓不出右派来了，你们看着办吧，实在凑不够数字就把
我算上一个把。好，抵触反右运动，反动言论!就给他也戴上了右
派帽子，送夹边沟劳动教养。鲁昌林岁数大，身体弱，六零年九月
没有去明水农场，这时就住在场部的病房里。——这是夹边沟农
场最艰苦的几个月，农业大队的宿舍有一半改成了病房。有一天
他听说我有时候去酒泉医药公司给医务所买药，就拿出存折来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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