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忆过去漫长的岁月里，从一个笼子跳出又人了第二个笼子。那时的年月里，我的自由在哪里？我常念着匈牙利诗人裴多菲的一首诗：“生命诚可贵，爱情价更高，若为自由故，二者皆可抛！”
不久，经国琼的音乐教师张景卿介绍，认识了女共产党员四川人郑德音（又名倚虹，解放后任北京第三女中校长，1954年病故在北京）和蒲振声（共产党员）二人。通过郑德音又认识她的胞弟郑志（又名沙梅），沙梅年约二十岁，身材不高，皮肤稍黄，两眼有神，性格刚强，说话起劲时候脸红耳赤，口沫四溅，为人坦率、真诚，一位热血青年。那时候，他是靠近共产党的进步学生，在音专念书。郑德音长得身材矮小，鸭蛋脸，口才好。对人诚恳、重情义。蒲振声中等身材，扁圆脸，近视眼，戴副眼镜，她比郑德音冷静深刻。她俩都是二十几岁。她们二人理论较高，有社会经验，看问题尖锐。她们到上海蒲石路渔阳里二号二叔叔家来看我的时候，说是听说四川有位夏之时都督的太太带了儿女们离家出走，成都社会轰动了，四川小报上有登载，她们看了很惊奇，所以托了张景卿介绍来看看我。我们一见如故，非常高兴，好像无话不可说。我就详详细细地把自己的身世和为什么要出走和夏之时离婚，想在社会上做些对国家百姓有益的事和培养、教育儿女等等，都讲给她们听。她们表示很同情我，很赞成、佩服我这种决心，给了我许多鼓励。她们对我说：
“你像娜拉一样，由家庭出走，这是很不容易的。不过，要有毅力、要发奋图强，自力更生。娜拉出走后没有下文。至于你，就看你怎样选择将来的道路了。”她们还说：“你能出夏家门，这是你争取自由的第一步。你为争取自由两次跳出火坑，真是中国的好女性。”我觉得她们真可爱、可敬、真亲热，就像自己的亲姐妹一样。
她们又问我看过些什么进步的书。我说在四川的时候看过些文艺书籍，如革拉特考夫著的《土敏土》，郭沫若著的和译的《三个叛逆的女性》、《落叶》、《女神》、《塔》、《瓶》、《少年维特之烦恼》，易卜生著的《娜拉》等等。文兴哲也曾介绍给我一些社会科学书，如河上肇著的《社会组织与社会革命》。此后，她们就常常送书给我看。其中我能记得的有德国倍倍尔著的《妇人与社会》、恩格斯著的《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普列汉诺夫著的《历史唯物论》、辛克莱著的《屠场》、高尔基著的《母亲》、罗曼·罗兰著的《爱与死之角逐》等等。我告诉她们：
当我看了高尔基的《母亲》后，才深深体会到自己母亲过去经常要发脾气的原因和心情了。我记得我看《大众哲学》、《历史唯物论》的时候，激动得夜不欲眠，深深觉得书中对所有事物的分析判断非常正确，这才是人类社会的真理，真正能够给穷人找出路的。我过去一直这样想：穷人一样是个人，为什么就该世世代代受苦受罪？人类必须相亲相爱、没有争夺，把万恶的私心斩除，以求世界大同，共同向大自然去斗争多么好。可是，回忆起我的经历，尤其是在四川的那些年，看到那个家庭周围人们的生活太不像话了，一切言行都从私心二字出发。有些人我憎恨他们，因为他们像一群豺狼虎豹；有些人我可怜他们，因为他们像无知的蝼蚁，他们不知道人应该过着怎样的生活，应该怎样才能得到真正愉快和幸福。
我看了这些书后，证实了自己那种朦朦胧胧的理想是对的。这些书进一步深刻告诉了我，社会上贫富悬殊不均的基本原因，以及改造这种现象必然要遵循的途径。
我好像得到了指路明灯一样，非常兴奋。同时，我也明白了过去倾向日本明治维新后采取的资本主义制度和后来又相信三民主义，都不是完全正确的。它们固然在整个历史发展的过程阶段中起了一定的作用，但它们都不能彻底解决人民的痛苦和求得世界大同的。于是，我也相信共产主义了。
如前面所叙，经过从幼时就开始的生活实践的体验，并从书中得到的启发，以及朋友的讲解，参加革命的思想和要求，就一天天地强烈起来了！也知道了凭自己这种单枪匹马的勇气，没有组织，没有领导，东碰西撞地干下去，是不会有什么结果的。经过一段时期，我就对他们说：“我想参加共产党，和你们一起干革命。”
她们俩很高兴。但是，郑德音和蒲振声再三主张要我先回四川，拿一笔钱出来。她们说：“你年纪轻，拖老带小，这么多人，没有钱，前途会更艰苦危险的。这一点，我坚决不以她俩的话为然。我说：“谁要他的臭钱，再说要是回去，四川是夏之时的势力范围，他会把我整死的。要是再出来也不可能，更不可能把孩子都带出来了。
苦，苦怕什么？顶多苦到去做苦工，也可养活家人。我幼年时的邻居，还不多是做苦工养活一家人的吗！”她们俩听了我的这些话，没有再作声。
在1930年，月份忘了，一个黄昏的时候，郑德音偷偷把我带进法租界一条弄堂，进了一座旧式石库门房子里面的一间左厢房内。室内陈设非常简单，一个三角形脸，黑黑瘦瘦，戴着眼镜的三十几岁的男子，坐在书桌前面。郑德音给我介绍，说他姓李。他很严肃地望望我，简单明了地问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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