咬成台独分子，大概也是心同此理。我出狱后，他弟弟魏廷昱来看我，我说：“我被你哥哥
和谢聪敏咬成台独分子，坐在冤狱里，心想这两个台湾人是最坏的台湾人；现在我阅台湾人
已多，发现他们两个是最好的台湾人啦！”台湾人的每下愈况，又可知矣！
我在坐牢时代，认识了我最难忘的一个“匪谍”——黄中国。黄中国是个怪名字，我戏
称他叫China Huang，并开玩笑说：“‘黄’字在中文里动词用法是把事情给弄砸了，你这
黄中国，是把中国给弄砸了，凭你这名字，你就该坐牢！”我第一次见到他在军法处第二
房，隔壁一位大学生闹绝食，我听到走廊上一个山东口音的人在骂他，说：“年纪轻轻的，
就找死啊！就要饿死自己啊！你笨蛋！”我从墙上窥视孔看过去，看到的就是黄中国。黄中
国五十多岁，是一个好大的胖子，肚皮之大，全看守所我看到的人中，允称第一。他皮肤粗
糙、面目黧黑、傻不鸡鸡的。他那时新任外役，每天替我们押房中的送饭送水。送水是用塑
料水桶，每房一个，他用一根粗麻绳，在饭后把水桶一个个串起来带走。串水桶的时候。空
桶相碰，通通作响，我们就知道是他来了。坐牢的人听觉都非常敏锐，敏锐到可以听出牢门
一开，开的是第几号房或大概第几号房。这种生存能力的离奇，没坐过牢的人是难以想象
的。黄中国原住第九房，和李政一同房，他因为案子很小，又没有共犯，就被调出来做外
役。外役是囚犯们最羡慕的工作，因为他们住的牢房房门白天不锁，他们可以在走廊或院里
走动、可以抽烟、可以看到家属送菜时包菜的有油的报纸、可以趁班长不在时同别人偷着讲
话……人一做到外役，大家就知道他案子不大、案情也简单，黄中国自然也如此。
我在第二房从二月住到七月，在袁耀权被判无期调走后，就一人独居。七月里修房子，
我改调十一房，十一房是大房，“容积率”五人，但我亲眼见过关到十一人，我不知道他们
是怎么睡的。我住入十一房后，改关三人，另二人是第三房的李国龙（辅仁大学学生）和高
时运（高山族县议员，我开玩笑，说他的名字读起来像“狗屎运”）。李国龙是我的小兄弟
兼崇拜者，高时运与世无争（至少与平地人无争），由我做龙头老大，三人相依为命，倒也
痛快。一九七二年七月十四日下午，忽然外面哭声大作，远远地听到一个人连哭带喊，渐渐
过来，中间还夹着脚镣拖地之声。不料到了我们房门口，忽然房门大开，一个大汉，满面泪
水、满身汗水、上身赤条条、下体只穿内裤、挂着脚镣，被监狱官和马士官长一拥而入。大
汉不是别人，就是黄中国！黄中国一进房就大喊：“李先生啊！
什么案子嘛！他们判我死刑啊！”声音发自山东男低音的一种嘶喊与绝望，令人悲愤、
令人同情。马士官长向我说：“李先生，我们老乡情绪不稳定，我们不得不偏劳你照顾他，
代他写个状子。”随即对黄中国说：“你别担心啦！有李先生照顾你，给你写状子，包你无
罪回家。戴几天脚镣，不算什么。”
黄中国听了，突然双膝跪倒，噗通噗通向我磕起头来，大喊：
“李先生救命！李先生救命！”我赶忙将他扶起来，弄得身上都是他的泪和汗。我安慰
他，说：“不要担心，有李先生在，一切都没问题。”就这样的，折腾了两三个小时，黄中
国情绪稍微平静。晚饭到了，大家席地而坐，要开吃了，黄中国忽然从行李里掏出五条鸡
腿，那天正好中午加菜，囚犯每人一吃一惊！黄中国分了两条给我，李国龙、高时运各一
条，他自己一条，就大吃起来，了无异状。饭后我向李国龙偷偷说：
“这家伙原来是‘政经分离’的呢！判死刑归判死刑，大吃大喝归大吃大喝，两者互不
相干。现在你知道他为什么那么胖了吧？”
黄中国加入十一房后，十一房人丁旺了，不久来了胡炎汉（中正大学毕业，辅委会简任
官）、黄毅辛（《中国时报》采访主任），后来高时运调走、黄毅辛出狱，又来了崔积泽
（牛哥、黛郎和我共同的阴友）。整天跟黄中国相处，发现他为人淳朴忠厚，他是山东莱阳
的农民，粗识文字，在抗战胜利前夕，他只身跑到青岛，去做海军，但他不知道那是“伪海
军”（日本统、台下傀儡政府的海军），所以不久胜利，就变成了“汉奸”我笑他：“要做
汉好早做啊！为什么日本人要完蛋了才去做汉好呢？”他苦笑说：“谁晓得呀！我们是乡下
种田的，只晓得去青岛入海军，谁晓得是谁的海军呀！”黄中国因为做了海军、上了贼船，
在一九四九年，就因不准退役、跑到台湾来。后来他退了伍，辛苦成家，在吴兴街开了一家
小米店，又因赌博纠纷，被他莱阳同乡打主意，想挖点钱。大概黄中国有点小气，不肯破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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