照蒋介石的说法，如果在一九六九年以前回不去，以后也永远回不去了。假若如此，我
们在一九六九年以后是否也应查禁《蒋总统集》，以阻止“反攻无望论”的流传？换言之，
假使不查禁《蒋总统集》，我们就应予《自由中国》平反，昭雪雷震。因为雷震当初就是以
“反攻无望论”入罪坐牢的。
再以蒋介石的“赞成西藏独立论”为例：一九五九年三月二十六日，蒋介石《告西藏同
胞书》中，就有这么一段：
我中华民国政府，一向尊重西藏固有政治社会组织，保障西藏人民宗教信仰和传统生活
的自由。我现在更郑重声明：西藏未来的政治制度与政治地位，一俟摧毁匪伪政权之后，西
藏人民能自由表示其意志之时，我政府当本民族自决的原则，达成你们的愿望。
请问，这怎么解释？不是公闻表示你允许“藏独”吗？换言之，一旦你回大陆以后允许
“藏独”，是否你回大陆以后也允许“台独”呢？假若如此，那台湾要想“台独”，只有先
帮国民党反攻大陆了。我举这个例子，只是要证明，何必搞内幕呢？我们只要精通公开的资
料，再赋予新的解释，就非常有趣了。
我这种国民党总理与总裁著作专家的恶作剧，可真苦了为国民党搞宣传的那些大员们。
最灰头土脸的是秦孝仪，秦孝仪以外，其他国民党文宣大员也闻之胆寒。有一次在李涛“二
一00全民开讲”节目上，碰到国民党文工会头目廖风德，他私下告诉我：“你李先生提出
蒋总统‘中华民国亡国论’以后，我们中央党部文工会急了，赶忙去查，看你是不是造谣，
结果在总裁一九五0年三月十三日的秘密谈话中，果然找到了那段话，我们又气你又佩服
你！”我听了，哈哈大笑。此蒋介石关李敖之功也！结果关出个蒋介石专家来，把他搅得七
荤八素，真是活该啊！看你还敢关老子！
从一九八二年我四十六岁到一九九二年我五十六岁十年间，我展开了颠覆国民党的“笔
伐”大业。这一大业，我做得真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因为有史以来，从来没有一个人，
连续十年之久，做这样博学而艰苦的斗争。这一斗争，还有两个旁支，一个是我为人辨冤白
谤，从英雄张学良到名将孙立人、从死囚张国杰到老兵李师科……乃至奇冤异惨的种种大小
案件、翻案史实，我都介入其中，奋笔为文，大量出书，不遗余力；另一个是我不但带头批
评国民党，也在党外人士不争气的时候批评党外，我写过《党外与浑蛋》、《我们要有批评
党外的自由》等文字，并且对“台湾人的政治规格”，多所着墨。最后这批人当道了、当家
做主了，就轮流执政的意义来说，我已功德圆满，虽然我不免发生错误。例如我当年骂他们
是浑蛋，现在我承认我骂错了，实际上，公道他说，他们实在不是浑蛋——他们是大浑蛋！
不论是支持王八蛋也好、谴责大混蛋也罢，我的“阶段性使命”业已达成，这些杂碎之
人之事，对我都是泡沫，我懒得再多写了。——“‘猪’事不宜”，不亦宜乎？
16 闹衙纪
一代大侠，放刁司衙 民国不见，只见中华
我从三十六年前（一九六二）被胡秋原告到法院后，自此讼性大发，打官司变成家常便
饭，前后出庭几百次，或原告、或被告、或告发人、或代理人，进出法院，自己几无宁日，
而敌人与法官更无宁日。三十六年来打的官司之多，已难毕数，但有一批官司，最有施教作
用，那就是我跟台湾伪政府的官司，也就是以老百姓身份跟官衙的官司。自来衙门欺负老百
姓，本是常态。但这一常态得以形成，老百姓的消极配合，也有以致之。换句话说，一方面
衙门欺负你，作威作福；一方面你忍耐它的欺负，逆来顺受，这样子搭配，才完整构成这一
欺负的作业，而令大官人私心窃喜、获得快感。
如果被欺负的一方，挺身而斗、据理力争，不甘被欺负，而要跟衙门斤斤计较、纠缠不
休，则衙门未必胜算，而大官人未必得可偿失。斗争到最后，衙门之头可灰、大官人之脸可
土，而吾济“刁民”之一口鸟气，亦可稍吐于万一矣！我生平是深信这种斗争哲学的，我以
做“刁民，为荣。每遇到衙门找麻烦，只要是于法有亏、于手续欠妥的，我一定把麻烦找回
去。问题是一定得找到机会才好动手，好在国民党坏事做得多，机会是不愁没有的。
我生平著作上百册，可是国民党查禁了九十六册，查禁法令，种类滋彰，或根据“台湾
省戒严期间新闻纸杂志图书管制办法”、或根据“出版法”、或根据“戒严法”、或根据
“台湾地区戒严时期出版物管制办法”……不但弄得我们眼花镣乱，连他们自己也眼花镣
乱，尤其在下级执行人员执行时，更是眼花镣乱。就在这种眼花缭乱中，在几乎李敖作品每
出必禁的“惯性”下，一个机会来了。一九八五年四月二十五日，我出版了“李敖千秋评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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