丛书”中《五十·五十·易》上下两册，其中下册经警备总部以“淆乱视听，挑拨政府与人
民情感”云云为由，予以扣押，井通令各级学校、警察机关……
等有关单位，清查报缴；但该丛书上册，却漏未查禁。不料令下之日，部分下级执行人
员却弄不清楚，索性见书就查，以致该丛书上册，也难以幸免，一并由台北市政府出具大量
查扣收据，满载而归。到了六月二十四日，我由龙云翔律师代理，向台北市政府提出“损害
赔偿请求书”，告诉他们：“正因为贵衙门有关人员利用职务上之机会，以强迫手段，违法
扣押未经查禁之书籍，致使请求权人所发行该丛书‘上册’除被违法扣押四十六本外，其余
未扣押部分，也因而不能陈列出售，妨害请求权人发行、出售之权利，损害请求权人可得预
期之利益陆仟玖佰零壹元（内舍己扣押四十六本书价陆仟玖佰元及未扣押部分优待为壹
元）。”台北市政府收到我的“损害赔偿请求书”后，自知理亏，且知我来者不善，决定屈
服。乃在一九八五年八月二十九日上午，在法规委员会召开协议，主席林秋水，由洪以逊
代，另有新闻处赵鹏科长等，一共五位，与我达成“台北市政府国家赔偿事件协议记录”，
确定“本府部分执行人员误扣上述丛书上册属实，本案本府有赔偿责任”。八月二十九日，
开出损害赔偿国库支票“陆仟玖佰零壹元”，其中陆仟玖佰元是已扣押部分的折现；壹元部
分就是优待的罚金，于是我领走了有史以来第一宗的此类政府赔偿，大获全胜矣！
在台北市政府被我罚过一元后，高雄市政府又被我逮到，也罚它一元。全部经过，比罚
台北市政府还精彩。一九人五年四月十五日，我出版了《我给我画帽子》一书上市，高雄方
面，由盐埋区大仁路一四一号孙慧珍代为销售。不料到了六月二十七日，有警员王聪琰者，
跑来查扣，并出具编号第0三九三三四号“高雄市政府取缔违法出版品录影节目带三联单”
一纸，以资证明。因为这本书并没查禁，这下子被我抓到机会，遂在八月十日，去函国民党
高雄市长苏南成，指出：“因台端台南市长任上，本人曾写文章揭发台端为‘台湾第一不要
脸，，全市哗然，议员且纷纷以台端无耻为询。今日台端走马高雄，自然有假借职务上之权
力、教唆下属王聪琰、非法扣押上开书籍、妨害本人依法发行权利之嫌，显已触犯刑法第一
百三十四条、第二十九条及第三百零四条之罪嫌。又台端身为公务员，于执行职务行使公权
力时，故意不法侵害本人发行之权利，依国家赔偿法第二条及第六条规定，应由台端之衙门
负损害赔偿责任。”苏南成收信后，龟缩不复，一九八七年三月十三日，我由龙云翔律师代
理，向高雄市政府提出“损害赔偿请求书”，苦苦相逼。高雄市政府收到后，自知无法再
赖，乃于一九八七年五月九日上午，在高雄市警察局简报室召开协议，赔偿义务机关代理人
廖兆祥、参加协议机关代理人李文锦、法制室代表黄章一、新闻处代表王砚青等，一共多
位，与我达成“国家赔偿事件协议记录”，确定四项：“一、警员王聪琰因于74．6．27过
失查扣李敖先生所著《我给我画帽子》乙书，所开具三联单0三九三三四号应予撤销。二、
查扣之书贰本，已于74．7．12返还书摊，免予赔偿。三、本府同意象征性赔偿请求人新台
市壹元。四、本局已主动将警员王聪琰调职处分，另由本局作成案例教育。”所谓“案例教
育”，是警察界的术语，指具体发生的个案，该案性有施教作用，值得每一位警察注意，因
而编成案例，在各级警察流传，以为教育之谓。这一条协议的达成，是高雄市警察局被我纠
缠不过，被迫答应的，当然使他们面上无光，但是迫于“刁民”的压力，也只好照办。事实
上，我这“刁民”，也有宽大的一面。因为协议当天，高雄市警察局曾找来“肇事”警员王
聪琰，当场命他向我报告经过并问我对他的处分是否满意。王聪琰是个大块头，满面羞惭，
查起书刊来生龙活虎，对簿公堂来就语无伦次。我得知他已被调职处分，从盐埕区肥缺改调
到市警局看门后，就宣布：“我写的书，九十多本都给查禁了，警察执行查扣时，难免弄不
清楚，因而见书就查扣，王警员的错误是可以原谅的，我想不必进一步处罚他了。”几线几
星的在场警官，认为我通情达理，王聪琰也向我鞠了一躬，于是在哈哈一笑中，结束了协
议。不过，在如何交付壹元的技术上，出了问题，据一九八七年七月二日《民众日报》登，
高雄市政府对于赔偿李敖事件，“对于这块钱是以现金给付或是开具市库支票给付，市府投
鼠忌器，大伤脑筋。”据我的朋友黄章一透露，高雄市政府内部为赔偿李敖曾起争议，但李
敖坚持按照“公库法”第十五条“应以支票为之”的规定，拒收现金，所以最后才硬着头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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