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本诸日本学者鸟居龙藏教授的发现。乌居龙藏在一九0三年到中国西南各省调查苗族，发
现高山族中的曹族与布农族，与苗族酷似，所以提出此说。凌纯声研究苗族多年，到台湾
后，“入山工作，所至之处，见土著之民情风俗，与大陆上西南民族相若，大有；日地重游
之感。”这一印证，最引起我的注意。根据《李氏宗谱》，我的远籍是云南乌撒。五百年
来，我的祖先由苗族一变为山东人，再变为东北人，变得与我们苗族老乡高山族愈分愈远，
相逢如不相识。如今我东渡台湾，重来认同，大家自属真台湾人无疑。那些假台湾人想搞小
圈子吗？那我就告诉你，台湾是属于苗族的，而不属于汉族的，你们这些来自闽粤的假货，
不管来了几代或十几代，不管是小番薯或大芋头，都他妈的差得远哪！
我这苗蚩之后，远祖由云南迁山东、祖父由山东迁东北、爸爸由东北迁北京，最后迁到
台湾，我们这一支，除了大姊、二姊外，最后全都落籍台湾了。
我在十三岁一九四八年离开北京，南下天津和上海，那时大姊、二姊留在北京。大姊大
我六岁，正念大一；二姊大我五岁，正念高三。这一分别，一别就是四十四年！一九九二年
我请她们来台湾，那时我已五十六岁，大姊、二姊已经六十一、六十岁了。三年后一九九五
年，二姊再来台湾，我请她书面回忆吾家旧事，不期她心灵手敏，凭她的好记忆，一写就是
六万字。杜甫诗说“世乱遭飘荡，生还偶然遂”，我在台湾因“世乱”迄今未能“生还”大
陆，但二姊却能生临台湾，为我写下这六万字，正可补充我回忆的不足，部分段落虽不全然
写的是我，但那一时代背景、家庭背景，却正是我族类，正可衬出我在其中。二姊的六万字
最惊人的，是她那细腻的记忆。这种细腻，纵使跟你的记忆不合，你也难以驳倒她。首先，
她在我生日上翻了案。我的生日旧说法是乙亥年三月二十三日辰时，就是一九三五年四月二
十五日上午七至九点，但二姊却独持异议。二姊回忆：
从头谈起，我首先就怀疑敖弟的生日究竟是哪一天？妈妈健在，当然轮不到我说大话，
是非招骂不可的。可我又拗不过自己想将话说出来，因为从小我就有一个疑团，以为我们姊
妹的生日都是阴历二十几，惟有敖弟和小八弟是初几，因而他们两个才是男孩。我一直记得
敖弟的生日是三月初三，在这个问题上，我哪里敢跟妈妈争，但又无法解释自己的概念是哪
里来的。可惜算命瞎子部只会胡诌，但凡有个真能掐会算的证明一下：一九三五年阴历三月
初三或三月二十三辰时生的男丁，到底哪一个命中注定有两次牢狱之灾，不就真相大白了
吗？
照二姊回忆，我的生日是一九三五年四月五日，两种说法相差二十天，但都在四月。如
二姊记忆属实，则市井报刊描写李敖的“金牛座”性格，就全部崩盘，我反而是“白羊座”
的。
我是不信什么星座的，但我的例子可以拆穿星座谬说，亦一快事。
我虽生在哈尔滨，但籍贯上却是吉林省扶余县。扶余老宅我没去过，但二姊去过：
在我四岁前后，妈妈曾带着大姊和我回过一次吉林老宅，一大堆人坐在门槛上拍照，包
括两位姑姑和大伯父家的子女，大概因为我们住在哈尔滨，相比之下，我们的穿着打扮没有
其他人那么土气。至少证明我们那时家境还不错。据说人怕母也生过很多孩子，有一段时问
她和奶奶婆媳二人争着生，只是大们母生孩子存活率不太高，多数死于四六疯，最后很理想
地剩下一儿一女。
那个时代医药不发达，几乎每家都有生儿夭折比例，而妈妈一人生八个，至今人人健
在，确属少见；而六个女儿中，至今人人控制老公，使老公一生不得情变婚变，御夫有术如
此，亦属罕见也。李家姑奶奶们的道行，此为一端。
从哈尔滨迁到北京后，二姊的回忆更完整了：
从住内务部街甲四十四号开始，年龄允许我有了完整的记忆。我们住在靠近东口。出东
口的横马路是南小街。东口拐角是个酱油店，兼卖菜和闩常调味品。外祖母常差我去买葱
姜、打酱油之类。酱油店对面有个南货店。我从小爱吃零食，南货店将铁蚕豆、杏板儿、花
生仁、瓜子、苹果干等等，用普通白纸包成立体三角形，真不知赚去我多少零用钱和压岁
钱！当然我的压岁钱还是有一部分输给外祖母。外祖母对打麻将十分着迷……她平时有牌友
轮不到我们上场。打麻将绝大多数是她赢。逢到过年她的牌友忙于其他应酬，碰上她手痒而
我们的压岁钱又在口袋里叮当响的时候，也就凑合着让我们给她解闷儿了。……偶然在三缺
一的时候，李敖也凑数，最恨坐在李敖下家，他只会对对和，不停地碰。
二姊对外祖母的描述，尤其在老太大的偏心上，落墨尤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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