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调查团要来了，”郑孝胥是这样告诉我的，“国民党请他们来调查，想请他们帮忙对付日本，其实他们是不对付日本的。他们关心的一是门户开放、机会均等，二是对付赤俄。他们在东京跟内田康哉（这时已出任日本外相）谈的就是这个。用不着担心，到时候应付几句就行了。依臣看来，国民党也明知道调查团办不了什么事，说不定国民党看到了国际共管满洲的好处。”
后来事实证明，郑氏父子说的话大部正确。
沈阳事变发生后，蒋介石一再电张学良转命东北驻军：“为免事件扩大，绝对不抵抗。”四天后，即九月二十二日，蒋在南京全市国民党员大会上宣称：“以公理对强权，以和平对野蛮，忍辱含愤，暂取逆来顺受态度，以待国际公理之判断。”同时，对内却毫无和平与公理，用最野蛮的办法加紧进行内战。九月三十日，国民党向国联请求派中立委员会到满洲调查。经过几番讨论，到十二月十日才得到日本同意，做出组织调查团的决议。调查团由五国委员组成，即英国的李顿爵士、美国的佛兰克洛斯·麦考益少将、法国的亨利·克劳德中将、意大利的格迪伯爵和德国的恩利克希尼博士。团长是李顿。一九三二年二月三日调查团启程，先在日本、上海、南京、汉口、九江、宜昌、重庆等地转了一圈，又在北平住了十天，到东北的时候已是五月份了。在这期间，南京政府宣传着“等待公理的判断”，而日军则攻占了锦州，发动了淞沪战争，成立了“满洲国”。除了这些被“等待”来的结果之外，还有一个在各国干预下产生的《淞沪停战协定》。根据这个协定，南京政府的军队从此不得进驻淞沪地区。
五月三日这天，我和调查团的会见，用了大约一刻钟左右的时间。他们向我提出了两个问题：我是怎么到东北来的？“满洲国”是怎么建立起来的？在回答他们的问题之前，我脑子里闪过一个大概他们做梦也没想到的念头。我想起当年庄士敦曾向我说过，伦敦的大门是为我打开着的，如果我现在对李顿说，我是叫土肥原骗来又被板垣威吓着当上“满洲国元首”的，我要求他们把我带到伦敦，他们肯不肯呢？我这个念头刚一闪过，就想起来身边还坐着关东军的参谋长桥本虎之助和高参板垣征四郎。我不由地向那青白脸瞄了一眼，然后老老实实按照他预先嘱咐过的说：“我是由于满洲民众的推戴才来到满洲的，我的国家完全是自愿自主的……”
调查团员们一齐微笑点头，再没问什么。然后我们一同照相，喝香摈，祝贺彼此健康。调查团走后，板垣的青白脸泛满了笑意，赞不绝口地说：“执政阁下的风度好极了，讲话响亮极了！”郑孝胥事后则晃着秃头说：“这些西洋人跟臣也见过面，所谈都是机会均等和外国权益之事，完全不出臣之所料。”
这年十月，日本《中央公论》上刊出了驹井的一篇文章，郑垂把译文送来不久，《调查团报告书》也到了我手里，这两样东西，给了我一个统一的印象，正如郑氏父子所判断的，调查团所关心的是“机会”与“门户”问题。
驹井的文章题为《满洲国是向全世界宣称着》，内容是他与李顿等人会见的情形。现在郑垂的译文已不可得，只有借助于一篇不高明的译文，是陈彬龢编印的《满洲伪国》里的。文章中说，李顿第一个向他提出问题：“满洲国的建设不稍嫌早些么？”他回答了一大套非但不早，且嫌其晚的鬼道理，然后是——
其次麦考益将军问：“满洲国宣扬着门户开放主义，果真实行了么？”
我立即回答说：“门户开放和机会均等是满洲立国的铁则。门户开放政策，
在昔围绕着中国的诸国中，美国是率先所说的精神。但这主义政策是列国
之所倡，中国本身是抱着门户闭锁主义，我们果在中国的何处可以看到门
户开放的事实？现在我们以极强的钥匙使满洲国门户开放，我们只有受诸
君感谢，而没有受抗议的道理。……不过我须附带声明的，就是关于国防
事业断不能门户开放，即在世界各国亦断无此例。”
李顿再询问：“满洲国实行着机会均等么？”
我略不踌躇地说：“机会均等，贵国在中国已有其先例，即前清末叶，
中国内政极度糜烂，几全失统一之际，罗浮脱·赫德提议清廷说，倘然长
此以往，中国将完全失其作用于国际间，不如依赖西洋人，海关行政，亦
有确定之必要。于是清朝立即任命罗浮脱·赫德为总税司，海关行政方得
确立。由于海关上使用着许多英、法、日等国人，在中国被认为是最确实
的行政机关，因此列强借款给中国，中国道得在财政上有所弥补。英国人
曾以海关为施行机会均等之所，但是我们日本人，要想做这海关的事务员，
则非受等于拒绝的严格的英语试验不可。
“……我们满洲国，是满洲国人和日本人协力而建设的国家，因之新
国家的公文，均以满洲国语和日本语发表。所以任何国人，金能完全使用
满日两国语言，并能以满洲国所给与之待遇为满足，则我们当大大的欢迎。
这就是我所说的机会均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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