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继续着问：“你们各位还有旁的询问么？”
旁的人都说：“此外已无何等询问的必要了，我们已能充分理解了满
洲国的立场，愉快之至！”
国联调查委员在离开新京时，我送到车站上，那时候李顿握了我的手
小声地说：“恭祝新满洲国之健全的发达！”同时用力地握了下手就分别
了。
这次谈话，使郑孝胥父子感到了极大的兴奋，郑垂甚至估计到，国联很可能做出一个国际共管满洲的决议来。后来调查团的报告书公布出来，使郑氏父子更有了信心。调查团的报告书中所代表的国联，正是以郑氏父子所希望的那种中国的管理者的态度出现的。报告书明白地说：“目前极端之国际冲突事件，业经中国再度要国联之干涉。……中国遵循与国际合作之道，当能得最确定及最迅速之进步，以达到其国家之理想。”这位管理者明确地表示：日本“为谋满洲之经济发展，要求建设一能维持秩序之巩固政权，此项要求，我等亦不以为无理”。但是，这位管理者认为最重要的是，“惟有在一种外有信仰内有和平，而与远东现有情形完全不同之空气中，为满洲经济迅速发展所必要之投资始可源源而来”。这就是说，要有列强各国共同认定的那种“信仰”才行，这就是郑氏父子所向往的由各国共同经营，利益均沾的局面。
郑氏父子关于反苏问题的估计，也得到了证实。调查团说，它理解日本称满洲为其生命线之意义，同情日本对“其自身安全之顾虑”，因此，“日本之欲谋阻止满洲被利用为攻击日本之根据地，以及为在某种情形之下满洲边境被外国军队冲过时，日本欲有采取适当军事行动之能力，吾人均可承认”。不过调查团又认为，这样做法日本的财政负担必大，而且日本在满军队受时怀反侧之民众包围，其后又有包含敌意之中国，日本军队能否不受重大困难，亦殊难言。因此可以考虑另外的办法，则“日本甚或又因世界之同情与善意，不须代价而获安全保障较现时以巨大代价换得者为更佳”。调查团于是提出意见说，问题的解决，恢复原状和维持现状都不是令人满意的办法，认为只要“由现时（满洲国）组织毋须经过极端之变更或可产生一种满意之组织”，这就是实行“获得高度自治权”的“满洲自治”，由各国洋人充当这个自治政府的顾问；由于日本人在东北的权益大些，日本人比例也大些，但其他外国也要有一定比例。为实现这个新政体，“讨论和提出一种特殊制度之设立，以治理东三省之详密议案”，要先成立一个由国联行政院掌握最高决定权的、由中日双方和“中立观察员”组成的顾问委员会。调查团并且认为“国际合作”的办法不但适于“满洲”，也适于对全中国使用。其根据理由也是郑氏父子屡次表示过的，是因为中国只有劳动力，而资本、技术。人才全要靠外国人，否则是建设不起来的。
在刚看到报告书的那几天，郑孝胥曾兴致勃勃地告诉过我，“事情很有希望”，说胡适也在关内发表论文，称誉报告书为“世界之公论”。可是后来日本方面的反响到了，他父子大为垂头丧气。尽管调查团再三谈到尊重日本在满洲的权益，甚至把“九一八”事变也说成是日本的自卫行为，日本的外务省发言人却只表示同意一点，就是：“调查团关于满洲的建议，大可施于中国与列强间的关系而获得研益，如制定国际共管计划者，是也！”至于对“满洲”本身的共管方案，根本不加理睬。郑孝胥后来的失宠和被弃，即种因在对于“门户开放、机会均等”的热衷上。
在国联调查团的报告书发表之前，我曾经设想过，假如真的像郑氏父子希望的那样，将东北归为国际共管，我的处境可能比日本独占情形下好得多。但是，我还有两点不同的考虑；一是怕“共管”之中，南京政府也有一份，如果这样，我还是很难容身；另一点是，即使南京管不上我，国际共管也未必叫我当皇帝，如果弄出个“自治政府”来，那还有什么帝制？更重要的是，日本的横蛮，在国际上居然不受一点约束，给我的印象极为深刻。因此，事后我一想起了调查团会见时我心里闪过的那个念头，不禁暗暗想道：“幸亏我没有傻干，否则我这条命早完了。……现在顶要紧的还是不要惹翻了日本人，要想重登大宝，还非靠日本人不可呀！”
我的前半生--五 第三次做“皇帝”
五 第三次做“皇帝”
京津旧臣，闻皇上就任执政，疑尊号自此取消，同深悲愤。即曾任民
国官吏如曹汝霖、汪荣宝等，亦以名义关系甚重为言。臣以皇上屡次坚拒，
及最后不得已允许之苦心，详为解释，闻者始稍知此中真相，而终无以尽
祛其疑。
这是我就任执政一个月后，请假回天津的陈曾寿寄来的“封奏”中的一段。从京津寄来的这类封奏还有好几件，都曾给了我无限烦恼。
按照约定，我当执政一年期满，如果关东军不实行帝制，我是可以辞职的。但是我没有这样干。我没有这样的胆量，而且即便关东军让我辞职，我能到哪里去呢？
在就职一周年的头几天，出乎我的意料，在一次例行会见中，武藤先向我提起了这个问题。他说，日本现在正研究着满洲国国体问题，到时机成熟，这个问题自然会解决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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