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攽《贡父诗话》），今本欧集中也确有“杜甫于白得其一节而精强过之，
至于天才自放，非甫可到也”（《李白杜甫诗优劣说》，《欧阳文忠公文集》
卷一二九）之类的话，但事实上欧阳修也是尊杜的，他有诗云：“昔时李杜
争横行，麒麟凤凰世所惊”（《感二子》，同上卷九），“风雅久寂寞，吾
思见其人。杜君诗之豪，来者孰比伦？”（《堂中画像探题得杜子美》，同
上卷五四），前者李杜并称，后者独尊杜甫，何尝对杜甫有所轻视？人们往
往认为欧阳修作诗学韩而不学杜，然何汶《竹庄诗话》卷九载欧阳修之言：
“杜子美才出人表，不可学，学必不致，徒无所成，故未始学之。韩退之才
可及而每学之。”这段话虽无确证是出自欧阳之口，但至少不失为一种合理
的推测。所以我们认为，宋代尊社的倾向是从欧阳修的时代开始的。更为重
要的是，欧阳修等人革新诗风的努力事实上包含与唐诗并驾齐驱或超越唐诗
的意图，当王安石、苏轼、黄庭坚等相继登上诗坛以图完成欧、梅提出的这
个目标时，他们理所当然要取法于上，以唐诗的最高艺术典范杜甫作为学习
对象了。
宋仁宗皇桔四年（1052），王安石编成《杜工部后集》，序云：“予考
古之诗，尤爱杜甫氏作者。其词所从出，一莫知穷极，而病未能学也。? .
世之学者，至乎甫而后为诗。不能至，要之不知诗焉尔。呜呼，诗其难，惟
有甫哉！”（《杜工部后集序》，《临川先生文集》卷八四）王安石又作《杜
甫画像》诗云：“吾观少陵诗，为与元气侔。力能排天斡九地，壮颜毅色不
可求。浩荡八极中，生物岂不稠？丑妍巨细千万殊，竟莫见以何雕锼？”（同
上卷九）对杜甫的艺术造诣与雄强笔力极口赞颂，其友王令“镌镜物象三千
首，照耀乾坤四百春”（《读老杜诗集》，《广陵先生文集》卷一一）的诗
句也表示了同样的意思。据说王安石还曾对李、杜进行比较：
① 按：仁宗天圣八年（1030），欧阳修进士及第。次年人西京留守钱惟演幕府后，与尹洙、梅尧臣、苏舜
钦等结交，切磋诗文，开展了诗文革新运动。此时距北宋建国（960）已七十年。
或问王荆公云：“编《四家诗》，以杜甫为第一，李白为第四，岂白之才格语致不
逮甫也？”公曰：“白之歌诗，豪放飘逸，人固莫及，然其格止于此而已，不知变也。至
于甫，则悲欢穷泰，发敛抑扬，疾徐纵横，无施不可。故其诗有平淡简易者，有绵丽精确
者，有严重威武若三军之帅者，有奋迅弛骤若覂驾之马者，有淡泊闲静若山谷隐士者，有
风流酝藉若贵介公子者。盖其诗绪密而思深，观者苟不能臻其阃奥，未易识其妙处，夫岂
浅近者所能窥哉！此甫所以光掩前人，而后来无继也。（陈政敏《遁斋闲览》，《苕溪渔
隐丛话》前集卷六引）①
这段话中已经把杜甫的地位置于李白之上，而且“集大成”的意思也呼之欲
出了。
宋神宗元丰八年（1085），苏轼作《书吴道子画后》云：“诗至于杜子
美，文至于韩退之，书至于颜鲁公，画至于吴道子，而古今之变、天下之能
事毕矣。”（《东坡集》卷二三）据陈师道《后山诗话》，苏轼还说过：“子
美之诗，退之之文，鲁公之书，皆集大成者也。”大约在哲宗元祐年间（1086
—1094），秦观作《韩愈论》，正式提出了“杜氏、韩氏，亦集诗文之大成
者”的著名论点。黄庭坚则指出了学杜的必要性：“学老杜诗，所谓‘刻鹄
不成尚类骛’也。学晚唐诗人诗，所谓‘作法于凉，其弊犹贪；作法于贪，
弊将若何！’”（《与赵伯充》，《山谷老人刀笔》卷四）陈师道也指出了
学杜的可行性：“学诗当以子美为师，有规矩，故可学。”（《后山诗话》）
至此，以杜甫为诗学典范的选择已在理论上得到了论证。
有两点情况应予注意：首先，宋人选择杜甫为诗学典范的过程从一开始
就是沿着道德判断与审美判断两条途径同步进行的。宋初孙仅赞扬杜甫：“洎
夫子之为也，剔陈梁、乱齐宋、抉晋魏，储其淫波，遏其烦声，与周楚西汉
相准的。”（《读杜工部诗集序》，《草堂诗笺?传序碑铭》）宋祁则说杜
甫“为歌诗伤时挠弱，情不忘君，人怜其忠云。”（《新唐书?杜甫传》）
王安石、苏轼、黄庭坚等人在倾倒于杜诗艺术造诣的同时，也对杜甫的人格
及杜诗的思想意义表示了由衷的仰慕（详见第四节）。今人往往认为宋人对
杜甫的道德判断是一种误解或歪曲，或者认为宋人以杜甫为典范的主要原因
是道德判断而不是审美判断，这是一些似是而非的观点。我们认为宋人尊社
固然是出于双重的价值标准，但是道德判断并没有也不可能取代审美判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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