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明庙古柏行图》中说：“尚垂清荫蜀国里，一树风霜千载心。”（《所南
翁一百二十图诗集》）都说明了这一点，当然，最引人注目的是文天祥。文
天祥被俘北上后，仿“同谷七歌”作《六歌》，以叙自己的惨痛遭遇。又作
《集社诗》一卷，凡五言绝句二百首。又为汪元量集杜句成《胡前曲》十八
首。文天祥在燕京狱中度过了三年多时间，杜诗时时刻刻陪伴着他，他在《集
杜诗自序》中说：“余坐幽燕狱中，无所为，诵杜诗稍习。? .凡吾意所欲
言者，子美先为代言之。? .予所集杜诗，自余颠沛以来，世变人事，概见
于此矣。”（《文山先生全集》卷一六）可见在支持文天祥抵御威胁利诱的
浩然正气中，杜甫的人格力量是一个何等重要的因素！需要指出的是，宋末
爱国诗人最重要的思想特征是爱国精神而不是忠君思想。文天祥被俘后，元
人责其“弃嗣君别立二王”，文答道：“德佑吾君也，不幸而失国，当此之
时，社稷为重，君为轻。吾别立君，为宗庙社稷计，所以为忠也。”元人使
恭宗亲自去劝降，文亦不为所动。（见《宋少保右相枢密使信国公文山先
生纪年录》，《文山先生全集》卷一七）文天祥《集杜诗》二百首的次序也
是《社稷第一》、《理宗、度宗第二》。汪元量对谢太后屈膝降元事直词指
斥：“侍臣已写归 降表，臣妾金名谢道清！”（《醉歌》之五，《湖山类稿》
卷一）这些都可印证宋人尊社的主要原因不是忠君而是爱国。
经过宋人的理论阐述和行为仿效，杜甫的人格典范被牢牢地树立起来
了。尽管后代不断有人把这种典范的意义片面地夸张为忠君，但在多数人的
眼中，杜甫的人格光辉无疑是在于忧国忧民的精神，在于以天下为己任的胸
怀。所以在后代效法杜甫而“一饭未尝忘君”的罕有所闻，而学习杜甫忧国
忧民的则代不乏人。尤其是在国家存亡危急之秋，杜甫的精神激励着志士仁
人为祖国、人民而奋斗、牺牲。例如明清之际，顾炎武、张煌言、杜溶、屈
大均等人身上都反映着杜甫精神的光辉。明亡后拒不降清的王嗣爽著《杜臆》
毕，曰：“吾以此为薇，不畏饿也。”（见全祖望《续甬上考旧诗》卷四四）
可见杜诗就是他们的精神食粮！又如在抗日战争时期，人们“觉得杜甫不只
是唐代人民的喉舌，并且好象也是我们现代人民的喉舌。”（冯至《杜甫与
我们的时代》，《杜甫研究论文集》一辑）
我们再举一个反面的例子来说明这一点：钱谦益是著名的杜诗注家（详
见第五节），作诗也以社、韩为宗。由于钱谦益在清兵渡江后主动迎降，并
一度仕清，故其人品历来为人鄙视。他晚年在笺注杜诗的同时作《后秋兴》
十三迭以步杜诗《秋兴八首》之原韵，也被世人认为是“特以文墨自刻饰，
非其本怀。”（见章太炎《检论》卷八）但事实上《后秋兴》的思想倾向比
较复杂，因为钱谦益晚年对自己的降清是十分悔恨的，他告归隐居后一边从
事著述，一边与郑成功、张煌言等抗清力量暗中联络，《后秋兴》即作于此
时。这组大型组诗除了掩饰自己的失节之外，也反映了顺治后期汉族人民的
抗清斗争，并抒发了自己的故国之思，所以章太炎先生评曰：“悲中夏之沉
沦，与犬羊 之俶扰，未尝不有余哀也。”（《检论》卷八）①我们认为《后
① 钱谦益去世后，其族孙钱遵王把《后秋兴》一百零八首编成《投笔集》。陈寅恪先生说：“《投笔集》
秋兴》从反面说明了杜甫伟大人格的感召力量：当钱谦益这样的一度丧失民
族气节的人痛感悔恨时，他需要借助于杜甫的人格力量。即使说钱谦益作《后
秋兴》纯粹是为自己文过饰非，这也说明他需要借助杜甫的光辉来掩饰自己
心中的黑暗，这同样从反面证明：杜甫已被公认为崇高气节与伟大人格的象
征了。
诸诗，模拟少陵，入其堂奥，自不待言，且此集牧斋诸诗中颇多军国之关键，为其所身预者，与少陵之诗
仅为得诸远道传闻及追忆故国平居者有异。故就此点而论，《投笔》一集，实为明清之诗史，较社陵尤胜
一筹，乃二白年来之绝大著作也。”（《柳如是别传》第1168—169 页）我们觉得这个评价是过高的，这
也许是陈先生敬重柳如是而爱屋及乌的结果，参看钟来因《杜甫〈秋兴〉与钱谦益（后秋兴）之比较研究》
（《草堂）1984 年第2 期）。
五、千家注杜：“少陵自有连城壁”
在中国文学史上，没有哪位文学家的作品拥有象杜诗那么多的注本。自
从南宋出现《黄氏补千家集注杜工部诗史》等注本后，“千家注杜”的说法
就广为流传了。虽说黄氏注本中实收注家仅一百五十一人，但自宋迄今，杜
诗的注家、选家及研究专著作者确已超过千人，②成为文学史上罕见的壮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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