果杜甫科场得意，或通过其他途径而挤进了统治集团，那么，即使他能够独
善其身而不同流合污，但优越的政治地位和优裕的物质生活必然会使他离帝
王权贵较近而离下层人民较远。那样，他就无法看清那隐藏在花团锦簇的繁
荣外表下的人民苦难与社会危机了。幸而杜甫始终被排斥在统治集团之外，
他过着“残杯与冷炙，到处潜悲辛”（《奉赠韦左丞丈二十二韵》）的生活，
有时还穿着粗布短衣与贫民挤在一起去买太仓的减价米，①这使他很快就从早
年的浪漫幻想中清醒过来，开始冷静地观察社会。在哭声震天的咸阳桥头，
诗人细细聆听着征夫的怨愤诉说。在仕女如云的曲江池畔，诗人远远地冷眼
观看杨氏兄妹的奢华排场。于是，《兵车行》、《丽人行》等一系列深刻反
映了唐帝国正在走下坡路这个社会现实的诗篇问世了。到安禄山叛乱的前
夕，杜甫终于写出了“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
百字》）这样惊心动魄的诗句，不仅对当时的黑暗现实发出了沉痛的控诉，
而且对整个不合理的封建社会作了深刻的揭露。“诗穷而后工”，②十年长安
的困顿生活，对杜甫的创作发展起了决定性的影响。
安史之乱的爆发，给国家和人民带来了巨大的灾难。那时候，李白正在
江南的宣城（今安徽宣城），岑参则远在西域的北 庭都护府（今新疆吉木萨
① 天宝三载（744），杜甫的祖母卢氏卒，杜甫作《唐故范阳大君卢氏墓志》。钱谦益笺云：“此志代其父
闲作也。”又云：“闲之卒，盖在天空间，而其年不可考矣。”（《钱注社诗》卷二○）朱东润先生认为
社闲卒于天宝六载（747）后不久（见《杜甫叙论》第二章），我们同意朱说，因为天宝七载（748）社甫
诗中已言其生活贫苦，可见此时他在经济上已没有来源（以前杜甫似乎主要是依靠社闲的俸禄生活的）。
① 《醉时歌》：“杜陵野客人更嗤，被褐短窄鬓如丝。日籴太仓五升米，时赴郑老同襟期。”此诗作于夭
宝十三载（754）春。按：天宝十二载秋，“京城霖雨，米贵，令出大仓米十万石，减价祟与贫人。”（《旧
唐书?玄宗本纪》）此次祟米，或延至次年春日。
② 欧阳修《梅圣俞诗集序》云：“然则非诗之能穷人，殆穷者而后工也。”见《欧阳文忠公文集》卷四二。
尔），都远离了战乱地区。高适虽在天宝十五载（756）亲自参加了保卫潼关
的战斗，但他于同年十二月即统兵渡淮击永王李璘，后来于乾元初一度在洛
阳任职，随即赴蜀中为官，而且他官位较高，并未受流离饥寒之苦。王维在
天宝十五载（756）长安陷落后被叛军所询并迫受伪职，但长安收复后即免罪
复官。在当时的大诗人中，只有杜甫始终与战乱、灾荒相纠结，凡是人民所
遭受的痛苦，他几乎都亲身经历或耳闻目睹了。天宝十五载（756）四月，杜
甫往奉先（今陕西蒲城）携家人至白水（今陕西白水）依舅氏崔硕。六月，
潼关失守，白水告急，复携家逃难，经三川（今陕西洛川）而至鄜州（今陕
西富县）的羌村。八月，诗人单身赴延州（今陕西延安）投奔灵武，中途为
叛军所俘，虏至长安，次年四月冒险逃归凤翔。乾元二年（759）七月，因关
中饥馑，诗人弃官携家逃往秦州（今甘肃天水）、复经同谷（今甘肃成县）
而往成都。数年之间，诗人流离失所，受尽了战乱和灾荒的折磨。即使在诗
人远离兵连祸结的中原之后，他仍然亲身经历了上元二年（761）的段子璋之
乱、宝应元年（762）的徐知道之乱、永泰元年（765）的崔吁之乱、大历五
年（770）的臧玠之乱等地方性战乱。“国家不幸诗家幸，赋到沧桑句便工”
（赵翼《题遗山诗》、《瓯北集》卷三三），正由于杜甫在乾元二年春由洛
阳返华州（今陕西华县）途中，亲耳听到了石壕村里官吏如狼似虎的咆哮和
新安道上百姓肝肠欲绝的痛哭，亲眼看到了新婚夫妇的生离和垂老翁媪的死
别，才写出了“三吏”、“三别”这种不朽之作。安史之乱所造成的大动乱，
使原来被遮盖着的社会黑暗面毫发无遗地暴露出来，从而使杜甫观察得更深
刻，更仔细，并在写实的道路上越走越远。而杜诗作为那样一个大变动时代
的“诗史”，也就具有特别深广的意义。
优秀的诗人都是时代的晴雨表，而在社会急剧变动的关键时期出现的大
诗人，更能敏锐地感觉到时代的脉膊。不管他们对行将消逝的旧事物是哀悼
还是诅咒，也不管他们对行将出现的新事物是欢迎还是拒斥，他们的内心都
会因时代的疾风骤雨而引起巨大的波澜，他们的作品中充满了激昂慷慨、哀
伤愤怨，忧来无端，长歌当哭。在杜甫之前，有行吟泽畔的屈原，在社甫之
后，有悲歌“万马齐暗”的龚自珍，①他们都是时代所造就的伟大诗人。从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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