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个显著的特点：在时间和空间上具有很强的连续性。
山水诗的第一位大师谢灵运，由于在政治上不得意，“遂肆意游邀，遍
历诸县，动逾旬朔”，“所至辄为诗咏”。（《宋书?谢灵运传》）他所游
历和描写的山水都在浙东一带，时间也比较集中，所以那些诗具有一定的连
续性。例如宋武帝永初三年（422），谢灵运出为永嘉太守，一路上有诗纪行，
从《初往新安至桐庐口》、《富春诸》、《七里獭》、《夜发石关亭》等诗
可以大致上看出他此行的路线。但是这样的诗在谢灵运集中为数不多。他在
永嘉期间虽然写了不少山水诗，所咏及的绿蟑山、岭门山、石鼓山、白石山
和匝江孤屿都在永嘉境内，地理上相当集中。但是诗人究竟是一次还是数次
出游，所游的地点孰先孰后，都已不可考知。也就是说，谢灵运山水诗中体
现出来的连续性是不够清晰的。大谢之后，用组诗的形式对一个地区内的山
水风景分别予以描写的诗人虽然不少，但是一路写去，次序井然的山水组诗
则罕有所闻。可以说，谢灵运诗中偶一现之的这个特点在杜甫之前并未得到
发展。
杜甫的“发秦州”、“发同谷”是两组结构严整的山水、纪行诗。第一
组作于秦州至同谷途中，共十二首：《发秦州》、《赤谷》、《铁堂峡》、
《盐井》、《寒峡》、《法镜寺》、《青阳峡》、《龙门镇》、《石龛》、
《积草岭》、《泥功山》、《凤凰台》。首章《发秦州》开宗明义，说明南
行的原因：“我衰更懒拙，生事不自谋。无食问乐土，无衣思南州。”接下
来的十一首皆以所历地名为诗题。第二组作于同谷至成都途中，也是十二首：
《发同谷县》、《木皮岭》、《白沙渡》、《水会渡》、《飞仙阁》、《五
盘》、《龙门阁》、《石柜阁》、《桔柏渡》、《剑门》、《鹿头山》、《成
都府》。首章《发同谷县》说明“奈何迫物累，一岁四行役”之原因，接下
来的十一首亦皆以所历地名为诗题。最后以《成都府》作结，表明此次行役
之结束。①时间是从十月到岁末，地点是从秦州到成都，井然有序，历历可考。
来人说“杜陵诗卷是图经”，②诚非虚语。
然而，这两组诗的长处并非仅仅在于它们所叙述的行役过程在客观上具
有时间的连续性，也不仅仅在于它们清晰地勾勒了一条没有间断的行役路
线，而在于它们采取了化整为零又合零为整的艺术手法，形象地展现了空间
跨度极大的陇蜀山水和历时三月的行役过程。正如苏拭所云：“老杜自秦州
越成都，所历辄作一诗，数千里山川在人目中，古今诗人殆无可拟者。”（朱
卉《风月堂诗话》卷上引）
蜀道山川，自古闻名遐迩。从张载的《剑阁铭》到李白的《蜀道难》，
无数骚人墨客咏叹过它的险峻雄壮。但是那些作品往往未能展示它的全貌，
因为它确实不是一篇诗文的篇幅所能包涵的。只有当杜甫找到了组诗这种方
式，极大地扩展了诗的容量之后，才有可能对蜀道山川的全貌进行描绘。我
们读这两组诗时，无异展开了一幅山水长卷，赤谷、铁堂峡、盐井? .一一
接踵而至，进入眼帘。我们仿佛跟随着诗人登绝顶、穿峡谷、经栈道、渡急
流，最后来到沃野千里的天府之国。很难想象，除了这种组诗的方式之外，
还有什么别的诗歌形式能够描摹出千里蜀道的全部雄姿。这是杜甫在谢灵运
① 《万丈潭》一诗作于杜甫逗留于同谷时，注家或以为非纪行诗，如宋人崔鷃曰：“诗题两纪行：《发秦
州》至《凤凰台》，《发同谷县》至《成都》。二十四首皆以纪行为先后，无复差舛。”（《杜诗详注》
卷八引）我们也认为它不属于“发秦州”、“发同谷”两组组诗，但它所描写的对象也是蜀道山川，故本
节中仍论及之。
② 刘克庄《后村先生大全集》卷一八二《诗话新集》中引网山《送蕲帅》诗句。按：来人林亦之号网山先
生。
的基础上对山水诗表现形式之发展作出的一大贡献。
如果我们打开一轴山水长卷而发现所画的峰峦溪壑都呈现着大同小异、
甚至彼此雷同的面貌，那么，不管画家勾勒点染的技法有多么高明，也难免
使人产生厌怠之感。同时，如果杜甫的这二十多首诗以同样的角度或用同样
的手法来摹写陇蜀山川，那么也是无法引人入胜的。可是杜甫毕竟是“巨笔
屠龙手”（《苏拭《次韵张安道读杜诗》，《东坡集》卷二），他没有用同
一的模式来写这些诗。从而使这些诗与其所反映的对象一样地气象万千。
首先，这两组诗在题材的安排上是颇见匠心的。虽然山川之险壮与道路
之艰难是贯穿整个组诗的主要内容，但是具体到每一首诗上，却各有侧重，
而且还融入了许多其他内容，诸如国步之艰危、民生之凋弊等，这就使这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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