果然，老爸出国没多久，我的唐诗全还他了。倒是认的中国字，到现在都管用。
从象形文字开始 老爸教中国字，有他一套。
大概因为他学画，所以总用图画的方式教。譬如: 画一棵大树，除了中间的主干，上面左右伸出两根枝子，下面长出两条根，是“木”字。
画一条横线，上面加一小竖，一小横，是“上”。下面加一小竖、一小点，是“下”。
上下合在一起，是“卡”。
又画一横线，上面加个太阳，是“旦”。
太阳上、下加草，太阳落在草里，是“莫”。
“莫”就是“暮”，后来的人糊涂，草下面又加一个日，成了现在的“暮”字。
同样的方法——— 他画一只手，伸在“木”上，是“采”。
然后在“采”左边，加一只手，说是后来的人找麻烦，又加一只手，成了“”。其实“采”，就是“”! 文字应该愈来愈简化，除非为了精确，何必愈变愈麻烦? 或许正因此，在台湾早期，充满文化禁忌的时候，他已经开始教我认简体字。
才离台，他就教我读中国大陆的“拼音系统”。
奶奶为了这个跟他吵，说他不爱台湾。
他坚持说:十亿人用的工具，你不能不会用。
老爸对了! 我们哈佛的图书馆，全用拼音系统。上中文课，全用拼音辅助。写历史论文，中国的人名、地名，全根据拼音系统翻译。读的大陆书籍，全用简体字写成。
中文科主任说:“繁体、简体都得会，否则中文再好，也只是半懂!”
中文是奶奶的 虽然，我现在对自己读写中文的能力十分自豪，但是，提到学中文的往事，真是噩梦一场。
我恨死中文!恨死老爸和老妈。
刚到美国的时候，英文都忙不完，老爸却隔天要我交一篇中文作文。
我得默写《桃花源记》和《岳阳楼记》，这些老爸摇头摆脑、爱得要死的古文。
我得每个星期六去法拉盛区的“至善中文学校”，上中文。
当窗子外面邻居小孩跑来跑去的时候，我居然得一笔一画地写这种麻烦透顶的东西。
很多从中国移民来的同学，都说中国字最笨，从右写到左，一边写，手一边会碰到刚写完的字，弄得脏兮兮!而且你不能边写边看前面写的东西，因为手正好遮在中间。
“最先发明从右向左写的人，一定是左撇子!”我想。
“古人悬腕，没这顾忌!”老爸说。
不管怎么样，我那些老同学，多半都不再写中文。英文多方便!?一个角度，一条线连下去，不知比中文字省多少力气! 最重要的，是我们平常听的、想的、看的，全是英文。即使在中文学校，下课之后，也用英语交谈。
好惨的中文课(2)
英语，是我们的话。中文，是老爸、老妈和奶奶的! 谢老师出招 老爸很毒，他看清了这一点，说“一人教之，十人咻之”，效果太差。
他居然不再让我上中文学校，把我送到了谢老师家。跟我一起倒霉的，还有老爸的国画学生敦育蕾和黄嘉宁。
谢济群老师，是老妈在中山女高的同事，当年在台湾就是名牌的国文老师。她人不高，戴着眼镜，说话总是慢慢的，好像从来不会生气的样子。
但是，她的课并不好混。她自己很努力，拼命为学生收集资料，使我们不用功都不成。
好老师就是这样，使你觉得念不好，是对不起她。
谢老师教得很广，从五四运动到老子、庄子。
从苏东坡的《定风波》，到郑愁予的《七月》。
从《世界日报》的中文剪报，到《纽约时报》的专题。
甚至蔡志忠的漫画书，也成了教材。
她会要我们先把英文报上的文章翻成中文，再看中文报上的转载。比比看，谁翻得好。
她也跟我们谈历史、谈中国、谈中国人。
她跟我老爸、老妈很像，骂中国，又至死自认是中国人。在美国十几年，他们从来没有被西方淹没，甚至还有点中国文化的自大。
“韩国华侨子弟，都会中文;东南亚的华侨，虽然受到当地政府的压制，还是有不错的侨教。至于日本华侨的下一代就很难说。美国更甭提了!”老爸常说，“父母一心想变成蓝眼睛、金头发，就算嘴巴不崇洋，小孩也能感觉到。这种家庭，中文怎么可能保存得好?所以中文教育的成败，跟民族自尊心有很大的关系。”
学中文可以赢钱 感谢上帝!自从谢老师接手，老爸就很少再管我中文。
只是，在跑步到树林和湖边的时候，他常要我用中文形容风景。
什么“粼粼”“涟漪”“潋滟”……都是这么学的。
有一次坐在车上，他大发高论，提到一群人“瞎扯淡”，突然灵机一动，说: “‘che dan’赌你一定不会写，写出来输你一百块!”
他输了! 从此，每次他要赌，出了题目之后，会先盯着我的脸。看我不会的样子，可能叫价五十;看我面有喜色，就只出五块。
我更诈，愈有把握，愈抓耳挠腮，装作不知道，等着他叫高价钱。
我终于开始尝到学中文的好处———赢钱! 我是推销员 记得小时候，学校每年都会给我们糖。一长条、一长条的巧克力，要多少有多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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