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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秋大义2:隐公元年_熊逸【完结】(122)

  晋穆侯在条之役打了败仗,看来心里不大痛快,给儿子取名也用了个坏字眼;在千亩之役中打了胜仗,大概是一高兴就给二儿子取了个漂亮名字。尽管师服的解字之说未必可信,如《诗经·兔罝》里即有“公侯好仇”,显然仇字没有贬义,但从《左传》来看,那时候的人还多次犯下过“止戈为武”、“人言为信”这类望文生义的美丽错误,师服的话在当时或许也是说得通的。1104

  师服的担心不是没有道理,国君无家事,家事就是政事,一点小小的家务纠纷就可以导致一场国难。而师服从晋穆侯给两个儿子所取的名字上嗅到了将来国难的血腥味,后来发生的事实证明了师服的政治远见。君子见一叶落而知秋,尝一勺而知鼎镬,师服大约就是这样的人。

  如果师服是在郑国,从寤生这个名字上应该就能嗅到将来的兄弟之争了吧?

  (三)制地·政治命题之恃德与恃险

  如果是师服,会从寤生和段这两个名字里看出什么来呢?

  “寤生”的意思已见前述,考之先秦,“段”字几次被用作人名——段簋是西周中期毕国的一件青铜器。周天子在毕地举行祭祀,大大赏赐了一个叫段的人,段满怀感激,铸造了这件青铜器,颂扬天子的恩德,传之子孙后世。

  从段簋的铭文来看,“段”字的字形很像是一个人在攀登山崖。1105朱芳圃《殷周文字释丛》认为段字表现的是一个人手持锤子在山崖采石。1106董莲池《说文解字考证》说段字似乎表现的是在有矿石的地方用殳击打,是个会意字。1107两说小异而大同。从这个意思推想一下,段字用于人名应该有千锤百炼、坚忍不拔的引申义吧?

  前文讲解古人取名规则的时候说过,名和字往往意义相联。以段字为名的人还是不少的,在《左传·襄公二十年》出现过一位叫做公子段的宋国人,字子石。《左传·襄公二十七年》还有过郑国的公孙段,字子石;印段,字子石。三个人都是以段为名,以石为字,段与石必然有所关联。王引之《经义述闻》解释说:“段”就是一种石头,打铁的时候垫着铁器,铁匠拿着大锤在上边锤打。1108

  《左传》没说共叔段的字是什么,陆淳《春秋集传纂例》引《竹书纪年》“郑庄公杀公子圣”,认为公子圣便是叔段,为庄公所杀,1109但“段”与“圣”在字义上很难找出什么关联,《纂例》之说未必可靠。但即便不考虑这条资料,仅从上述这些旁证来看,以段为名无论如何都是一个认真取出来的好名字。哥哥叫寤生,弟弟叫段,如果师服看在眼里,应该会作出一些不祥的政治预言吧?

  据《史记》的说法,寤生比段年长三岁。1110一有了小儿子,姜氏就开始偏心了,总是撺掇丈夫废长立幼。郑武公是个有为之君,耳根子看来还够硬,始终都没答应。岁月如梭,郑武公死了,郑庄公接了班,但姜氏的心还是没凉。

  偏见一旦形成,往往越来越深。从《左传》的描述来看,姜氏一开始就有了划圈行为,把自己和小儿子划在圈内,把寤生的大儿子划在圈外。用心理学的话讲,姜氏对叔段产生了“圈内人偏袒效应”(ingroup favoritism effect),“人们通常会对圈内成员给出更积极的评价,对他们的行为做出更有利的归因,给他们更多的奖励,预期从他们那里将得到更优惠的待遇,认为他们比圈外成员更有说服力……。也就是说,只要人们觉得自己隶属于某个群体,他们就会对自己的同胞更好,对圈外人更差。”1111

  这实在是人类根深蒂固的认知方式,哪怕圈子是随机划出来的,也一样会出现圈内人偏袒效应。这种效应大到政治站队与华夷之辨,小到一家之内的人际纠葛,莫不如此。

  如果郑武公接受过现代心理学的教育,应该知道及早消除偏见将有助于家庭团结与政治稳定,而根据接触理论,在姜氏个案中适用的消除偏见的手法大约有二:第一,“基于共同目标的合作性相互依赖(cooperative interdependence)是接触理论的核心部分,如果要想减少群体间的偏见,那么两个群体需要在一个目标的号召下协同工作,这时目标的实现需要双方共同努力,大家不再为稀缺的资源互相竞争”;第二,“群体间的接触必须是那些可能增加相互熟悉度的接触(Cook, 1978),这种接触要有足够高的频率、足够长的时间和足够近的距离,使得相互接触的人之间可能发展友谊”。1112

  但是,即便郑武公懂得这些道理,恐怕事情也很难办,因为第一个手法中要求“大家不再为稀缺的资源互相竞争”,然而国君之位是唯一的,传统上也不允许把国家一分为二,于是资源稀缺这个硬条件实在无法改变。

  郑武公一死,郑庄公一接班,马上就面临资源划分问题。姜氏为了小儿子来向大儿子讨要封地,要郑庄公把制地封给弟弟。我们知道,封建制度封土授民,层层分封,受封者在自己的封地上拥有很大的主权。分封制的弊端是:封得越多,权力和资源就被分割得越小,上级政府的实力也就越弱。从陕西东迁河南的郑国是一个新兴的诸侯国,即便从始封君郑桓公算起,到郑庄公这里才仅仅是第三代,这就意味着,郑国还没有来得及形成太多太细的小分封,郑国的中央权力此时应该是相当之大的,而东部诸侯如齐国、鲁国,都是西周初年便即受封,经过几百年的不断向下分封,制度性弊病要远比郑国为大。所以,郑国在春秋初年之所以能够显示出一种蓬勃的朝气,虽然有国君个人能力的因素,也不能忽视了上述制度性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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