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407 [英]埃文斯－普理查德：《努尔人——对尼罗河畔一个人群的生活方式和政治制度的描述》（The Nuer: A Modes of Livelihood and Political Institutions of A Nilotic People, by E. E. Evans-Prichard），褚建芳、阎书昌、赵旭东/译，华夏出版社，2002年，第200－201页。
1408 [晋]杜预/注，[唐]孔颖达/正义《春秋左传正义》：准获麟之后史文，夫子未修之前，应云“郑伯之弟段出奔共”，与秦伯之君鍼出奔晋同也。
1409 《左传·昭公元年》：秦后子有宠于桓，如二君于景。其母曰：“弗去，惧选。”癸卯，鍼适晋，其车千乘。书曰：“秦伯之弟鍼出奔晋。”罪秦伯也。
1410 [清]王夫之《读通鉴论》，《船山全书》，岳麓书社，1988年，第10册，第119页：周亚夫请以梁委吴，绝其食道，景帝许之。梁求救而亚夫不听，上诏亚夫救梁，而亚夫不奉诏。于是而亚夫之情可见，景帝之情亦可见矣。委梁于吴以敝吴，而即以敝梁。梁之存亡，于汉无大损益；而今日之梁为他日之吴、楚，则敝梁于吴而恃以永安。亚夫以是获景帝之心，不奉诏而不疑。景帝之使救也，亦聊以谢梁而缓太后之责也，故可弗奉诏而不疑也。呜呼！景帝之心忍矣，而要所以致之者，太后之私成之也。帝初立，年三十有二，太子荣已长，而太后欲传位于梁王。景帝曰：“千秋万岁后传于王。”探太后之旨而姑为之言也。窦婴正辞而太后怒，则景帝之惎梁久矣。亚夫委之敝而弗救，与帝有密约矣。不然，兄弟垂危，诏人往援，不应而不罪，景帝能审固持重如此其定哉？后愈私之，帝愈惎之，梁其不为叔段、公子偃者，幸也。
1411 [唐]陆淳《春秋集传纂例》卷一·春秋宗指议第一：此经所以称《春秋》者，先儒说云鲁史记之名也。记事者以事系日，以日系月，以月系时，以时系年，所以记远近、别同异也。故史之记必表年以首事。年有四时，故错举以为所记之名也。啖子曰：夫子所以修《春秋》之意三传无文，说《左氏》者以为《春秋》者，周公之志也，暨乎周徳衰、典礼丧，诸所记注多违旧章，宣父因鲁史成文，考其行事而正其典礼，上以遵周公之遗制，下以明将来之法。（杜元凯《左传序》及释例云然。）言《公羊》者则曰：夫子之作《春秋》将以黜周王鲁，变周之文从先代之质。（何休《公羊传注》中云然。）解《榖梁》者则曰：平王东迁，周室微弱，天下板荡，王道尽矣。夫子伤之，乃作《春秋》，所以明黜陟、着劝戒，成天下之事业，定天下之邪正，使夫善人劝焉，淫人惧焉。（范宁《榖梁传序》云然。）吾观三家之说，诚未达乎春秋大宗，安可议其深指？可谓宏纲既失，万目从而大去者也。予以为《春秋》者，救时之弊，革礼之薄。何以明之？前志曰：夏政忠，忠之弊野，殷人承之以敬，敬之弊鬼，周人承之以文，文之弊僿。救僿莫若以忠，复当从夏政。夫文者忠之末也，设教于本其弊犹末，设教于末弊将若何？武王、周公承殷之弊不得已而用之。周公既没，莫知改作，故其颓弊甚于二代。以至东周，王纲废绝，人伦大坏，夫子伤之曰：虞夏之道寡怨于民，殷周之道不胜其弊。又曰：后代虽有作者，虞帝不可及已。盖言唐虞淳化难行于季末，夏之忠道当变而致焉。是故《春秋》以权辅正（天王狩于河阳之类是也），以诚断礼（褒高子仲孙之类是也），正以忠道，原情为本，不拘浮名（不罪栾书之类是也），不尚狷介（不褒泄台之类是也），从宜救乱，因时黜陟，或贵非礼勿动（诸非礼悉讥之是也），或贵贞而不谅（即合权道是也），进退抑扬，去华居实。故曰：救周之弊，革礼之薄也。古人曰：殷变夏，周变殷，《春秋》变周（出《淮南子》）。又言：三王之道如循环。太史公亦言：闻诸董生曰：《春秋》上明三王之道。《公羊》亦言：乐道尧舜之道，以俟后圣。是知《春秋》参用二帝三王之法，以夏为本，不全守周典，理必然矣。据杜氏所论褒贬之指，唯据周礼。若然则周徳虽衰，礼经未泯，化人足矣，何必复作《春秋》乎？且游、夏之徒皆造堂室，其于典礼固当洽闻，述作之际何其不能赞一辞也？又云：周公之志，仲尼从而明之。则夫子曷云：知我者亦《春秋》，罪我者亦《春秋》乎？斯则杜氏之言陋于是矣。何氏所云变周之文从先代之质，虽得其言，用非其所，不用之于性情（性情即前章所谓用忠道原情），而用之于名位（谓黜周王鲁也）。失指浅末，不得其门者也。周徳虽衰，天命未改。所言变从夏政，唯在立忠为教，原情为本，非谓改革爵列、损益礼乐者也。故夫子伤主威不行，下同列国，首王正以大一统，先王人以黜诸侯，不言战以示莫敌，称天王以表无二尊，唯王为大邈矣。崇髙反云黜周王鲁以为《春秋》宗指（隐元年盟于昧传何休注然）。两汉专门传之于今，悖礼、诬圣、反经、毁传、训人以逆，罪莫大焉。范氏之说粗陈梗概，殊无深指，且历代史书皆是惩劝，《春秋》之作岂独尔乎？是知虽因旧史，酌以圣心，拨乱反正，归诸王道，三家之说俱不得其门也。或问：《春秋》始于隐公何也？答曰：夫子之志，冀行道以拯生灵也。故历国应聘希遇贤王，及麟出见伤，知为哲人其萎之象，悲大道不行，将托文以见意，虽有其徳而无其位，不作礼乐乃修《春秋》，为后王法。始于隐公者，以为幽、厉虽衰，雅未为风，平王之初，人习余化，苟有过恶，当以王法正之（此时但见周家旧典自可理也）。及代变风移，陵迟久矣，若格以太平之政，则比屋可诛，无复善恶，故断自平王之末，而以隐公为始，所以拯薄俗、勉善行，救周之弊，革礼之失也（言此时周礼既坏故作《春秋》以救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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