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的，戏剧里的这些衙内低估了包公身后的道德支撑，他们以为权势，当然，还有和权势相配套的金钱就是支配这世道的所有力量。但民众似乎并不认可这些衙内们的霸道，仍然相信这世道之上还有王道。民众相信有执法严明、铁面无私的包龙图，会对施恶的衙内们绳之以法，并不因这些罪犯的父亲与他同朝为官而法外施情。但是，包公并不能轻而易举地成为民众期待的象征，他必须经过重重考验，首先他需要在与权豪势要与平民之间的诉讼纠纷与对垒中，证明自己的“清官”身份。这就是元杂剧的数十部包公戏里《陈州粜米》《鲁斋郎》《生金阁》的特殊意义，是它们不同于普通公案戏的深刻的政治学内涵。
包公从元杂剧时代开始逐渐被偶像化，成为“清官”的符号。但是包公成为民众崇拜的偶像经历了曲折过程，包公的形象是通过更多的包公故事，才渐渐变得越来越丰满，而故事的衍化过程，就像民众在包公为官之路上，设置了唐僧上西天取经经历的九九八十一难那样的重重障碍。长路漫漫，历尽坎坷，包公在民众心目中的“清官”地位，才能持续稳固。
明清年间包公戏为这位“清官”出的难题，显然更甚于元代。在著名的包公题材南戏《高文举珍珠记》中，宰相女儿被她父亲强买强卖似地嫁给状元郎高文举后，吃醋吃得过分，她仗着有个位居一品的父亲，无端迫害高文举的结发妻子，因而被告到包公门下。和它相似但流传更广也更具代表性的是《秦香莲》。包公审理这些案件时的困难不在于案情扑朔迷离或是非难断。秦香莲的丈夫陈世美上朝取应得中高官并且被招了驸马，贪图富贵背弃发妻秦香莲。香莲携两个幼子千辛万苦地来到京城，他拒不相认不说，更恶劣的是他为绝后患居然派手下去追杀妻儿。侥幸逃过一命的秦香莲怒而投告到开封府，对于包公而言，案情的真相一目了然。
男性地位改变后停妻再娶，这既是家务事又不止于此。包公审理这桩案子，重心不在于陈世美在婚姻上对秦香莲的背弃，而是陈世美贪图富贵且道德沦丧，不仅德性有亏，且悖于宗法。所以秦香莲明知陈世美成了驸马仍然来要求“公道”。主持“公道”本是“青天大老爷”职责所在，但是在这个案子里，有“包青天”犯怵的地方。
在秦香莲的案子里，包公要对付的不是宰相女儿，而是皇家的驸马爷。宰相虽然位高权重“一人之下万人之上”，但仍然是臣，与最底层的县令之间的差异还是可以度量的，而且在理论上县令也有升迁为宰相的机会——包公就是从县令渐渐做到副相的实例；宰相和皇帝之间的差异则不可度量。因此，《珍珠记》只是《陈州粜米》之类剧目的“宰相版”，包龙图在《秦香莲》里面对的是皇家的绝对权力，正是包公在陈世美与秦香莲的讼案中执法公正，才体现出明清年间比杂剧时代更显伟大的包公形象。
君权天授，不受世间的法律约束。陈世美深信娶了公主，有皇权荫庇，能超越伦理道德，甚至可以超越法律。因此他明知被告到了执法如山的开封府，依然对包公轻蔑地说“纵然有人将我告，敢把我当朝的驸马怎开销！”
细读《秦香莲》，我们会对传统社会中法律的限度有更深刻的理解。表面上看比《秦香莲》更极端的是《打龙袍》，在这里包公连不守法度的皇帝本人也敢于惩罚，但恰恰是《打龙袍》为包公设计了一条退路，且不说剧中皇帝所犯的并非真的什么十恶不赦的大罪，国太对皇帝的控诉大半是用公理包裹着的私怨，就算皇帝真的不忠不孝不仁不义，包龙图也只能用皇帝的龙袍代替皇帝挨板子以示惩戒。可见普通百姓对司法公正的期待是有限度的，他们追求的无非是“王子犯法与庶民同罪”，它与“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微妙但却十分关键的区别，就在于民众始终承认皇权的至高无上，承认皇帝有置身于法律制裁之外的特权。
既然如此，老百姓对“第一家庭”也会有最大限度的宽容，所以观众很能接受包公委婉且耐心地对陈世美好言相劝。这一场景里有京剧《铡美案》最负盛名的唱段：“包龙图打坐在开封府，尊一声驸马爷细听端的：曾记得端午日朝贺天子，在朝房与驸马相过了面皮。我相你左眉长来右眉短，左膀高来你的右膀低。眉长眉短有儿女，膀高膀低你定有前妻。我劝你相认是正理，祸到临头后悔迟。”包公尽可能放低身段的金玉良言并没有说动仗着驸马身份无比骄横的陈世美，面对陈世美的狡辩，包龙图才不得不与这位驸马爷正面冲突，他那段脍炙人口的〔西皮快板〕就此喷发出来：“驸马爷不必巧言讲，现有凭据在公堂。人来看过香莲状，（王朝递状）驸马！驸马爷近前看端详：上写着秦香莲三十二岁，状告当朝驸马郎。欺君主，灭皇上，悔婚男儿招东床。杀妻灭子良心丧，逼死韩琪在庙堂。将状纸押在爷的大堂上！劝你相认回府往，咬定牙关你就为哪桩？”
但这还不是《秦香莲》的高潮。最重要的角色还没有登场，在这个曲折故事里包公的真正对手是皇姑和国太。就在包龙图要对驸马爷用刑的当口，皇姑和国太驾到！这才出现了最尖锐的戏剧冲突：面对皇姑与国太对驸马爷的护佑，包公能否为秦香莲这样的小民作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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