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志英的追悼会规模出人意外的隆重，化学系礼堂挤得风雨不透。她的老同学、老同事在她的身上看到了自己的明天。他们围绕在徐志英的遗像前，久久不忍离去，“再跟她一起照张像吧!”震动他们的心弦、搅动他们的哀思的，是他们与死者之间某种血肉相连、同命相怜的东西，一个平凡的人的平淡的一生，留给活着的人无限的思索与回想。
徐老师故去三年了，化学系的同事们还清晰地记着她生前的一切，仿佛她的突然离去就发生在昨天。昨天已经一去不复返了，人们追思昨天，是为了今天和明天。当年的党支部书记早已卸任，她白发苍苍，腿脚不灵，还在坚持上班，但也将要和徐志英一样以老讲师的身份退出教育阵地，也没有赶上高级职称的末班车。这不仅是她一个，还有许多同代人与之同命运。现任的副系主任，当年曾经亲手送别死者，如今却不知该怎么抚慰生者。他为他手下的一头头“老黄牛”的处境而发愁，却无计可施。这个身材瘦高、面色黧黑的男子汉眼中饱含热泪，冲动地抖着两只手：“我们的苦，没处去诉哇!”
男儿有泪不轻弹，只因未到伤心处!
我走进了北师大的党委办公室，这所大学是全国十大重点高等院校之一。
应邀前来座谈的人起初沉默不语，继而接二连三地爆发出激烈的发言，并且常常被泪水打断。
工会负责人递给我两张表。一张是一九八四年和一九八五年中该校历史、中文、哲学、生物、地理五个系的中年教师调查表，三百五十九人中，患病人数一百八十一人，占百分之五十；另一张是一九七九年以来故去的中年知识分子名单，密密麻麻写着二十多个名字，这些陌生的名字使我的心颤抖了!
本来是“生者对死者的访问”，来的却都是活着的人。死者长已矣，他们永不再发言了，只有活着的人在诉说。
死了的，各有各的“死因”；病了的，各有各的“病恩”。但这些都不仅仅是交通安全条例和医学所能回答得了的。
我国具有高等教育水平的知识分子共约六百万人，其中从事教育职业的几乎占三分之一，居各行业之首。而中年知识分子在总数中又占半数以上。
中年知识分子是一个非常特殊的阶层，他们基本上都是“生在旧社会，长在红旗下”，世界观、人生观形成于五十至六十年代，对中国共产党、对社会主义祖国的信任与热爱达到了根深蒂固的地步，和同期成长起来的政治干部相比，毫不逊色。无论国家经受了怎样的困难，党的路线出现过怎样的偏差和失误，都不曾使他们动摇和怀疑，和党风雨同舟、患难与共。他们勤勤恳恳、兢兢业业地埋头苦干了几十年，不计报酬，不讨得失。
“文革”过后，在科技、文化、教育事业一片荒芜、百废待兴的时期，这些人成为最可依靠、最堪使用的中坚力量，或曰“中流砥柱”。现在在北师大教学第一线上的基本上是五六十年代毕业留校的人，他们的担子沉重，又困难重重。在事业上，向上看，老一辈已经在“文革”前达到了较高的学术水平，目前的任务是整理自己的学术理论；向下看，年轻的助教多数在进修、留学。讲课、带研究生、搞科研，差不多全靠一批中年人了。老教授的研究生，实际上是他们带；老教授主编的教材、主持的科研项目，实际上是他们动手。没有老教授挂名，出版社不肯出版，不能列入国家科研项目，他们甘愿当“人梯”。这和农大以及文教科技各领域都有共同之处。地理系的李老师一个人承担了三个人的工作，夜夜靠浓茶和香烟开夜车；带着学生到野外考察，常常心脏病发作，突然倒下，清醒之后又一切照旧。赵老师的两名助教都出国了，他拖着伤腿，坐在椅子上坚持上课。“我不干”，这种话他们绝对说不出口，他们挚爱自己的事业。彭老师当了二十多年“右派”之后，重新登台讲《世界自然地理》，极度的兴奋、紧张使他瘫在课堂上!
这是一些多么可爱又可敬的人!难怪人们常用“物美价廉，经久耐用”来形容中国的知识分子。美则美矣，廉则廉矣，但“经久耐用”这四个字却要打折扣了。机器尚需保养，尚需维修，何况血肉之躯!他们一直在超负荷、高消耗下疲于奔命，体质普遍下降，或未老先衰，或猝然死亡，这已不是偶然现象!
在生活上中年知识分子有其特殊困难，六七十岁以上的老教授。多数在五十年代的中年时期已享受高工资待遇，而且多数有无须工作的“贤内助”照料或雇有保姆。而中年人长期工资菲薄，且多数是双职工，又无钱雇保姆，肩负着工作和家务的双重重担，上要养老，下要育小。他们受过高等教育，“慈母手中线……”深入骨髓，几乎人人都是孝子、孝女，为奉养双亲不遗余力；他们是读书人，最懂得培养人才的重要，为儿女不惜一切。他们唯独不心疼自己，吃的、穿的、用的，一切都亏着自己。中国式的家庭中，过去那种保“出门挣钱的人”的传统已经消失了，现在是保“两头”。中年人还自以为“年富力强”，其实已经“糠”了，经不起三灾六难，绷得过紧的发条随时都有断裂的危险。北师大的老师创造的这个“糠”字，极富有文学性地活画出一代人的形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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